作者：许逸民，系中华书局编审、原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

程毅中著《宋元话本》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审稿意见

程毅中与同事李岩（左）、徐俊（右）在一起。

【大家】

学人小传

程毅中（1930—2024），江苏苏州人。编辑家、文学史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50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到西安任教。1957年回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1958年12月，提前分配进入中华书局。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主持整理《王船山诗文集》《海瑞集》《徐渭集》等，策划组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金元词》《元诗选》《明文海》《全清词钞》《词话丛编》《古本小说丛刊》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古小说丛刊”“明清传奇选刊”等。古籍整理著作有《隋唐嘉话》《玄怪录》《续玄怪录》《清平山堂话本校注》《宣和遗事校注》等，撰有《宋元话本》《古小说简目》《古体小说论要》《近体小说论要》等专著。

2024年新年伊始，程毅中先生就经历了一场手术。听到这一突发状况，我心急如焚，恨不得马上赶到医院探视。两次打电话到程府，先生幼子有度兄回复，先生手术顺利，但体弱昏迷，要过几日方宜见客。先生大公子有庆兄亦来电安抚，详述手术过程，以及恢复情况，我的焦躁稍得缓解，只能在忐忑中耐心等待。直到2月1日，我终于可以去病房见先生了。一见面，先生被轻轻唤醒，立刻面露喜色，显然精神已大好，只是仍嗜睡乏力。先生抬手有相握之意，张口欲有所言，声息微弱，竟未能如愿。我知此时不宜长时打扰，安慰过后，乃与先生家人相约，过几日出院后再到家中问安。我日夜苦等，祈愿下次见面的日子及早来临，不意等来的，却是3月22日凌晨先生溘然辞世的噩耗。

我以为程先生素来硬朗，九十岁后仍可健步游莲花池，此次肯定可以战胜眼前小厄。故初听噩耗，简直不敢相信。若依传统的虚岁计，程先生已属九十五岁高龄。古人云“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耄耋之年，已是常人企及的寿限。每念及此，我心稍安。然数十年相知相亲岁月，数十年肝胆披沥的情谊，滴滴在心，一切犹在目前，焉能遽然割舍忘却，立成安澜？呜呼，痛哉！

一

我和程先生初识于1968年，那年我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被分配到中华书局工作。是年8月报到，年底前就奔赴部队农场锻炼。农场回来，稍事整顿，又下放到“五七”干校，1973年才抽调回京上班。此时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已合署办公，中华书局的业务主要是重启之前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整理。我未能进入校史的队伍，只能在“二组”（共分四个编辑组）打杂，做些应时而动的编辑事务。这时程先生也已从干校调回，同在“二组”。我们虽说已是老熟人，但分工不同，工作上一时尚无交集。不过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们同住翠微路二号院，比邻而居，回到家自然会有所交往。记得某次程先生家有老同学白化文先生来访，我应邀一起聚谈。白先生见多识广，颇善交际，海阔天空，畅聊尽兴，自此以后，我与程先生便也抛却矜持，成了半师半友、畅谈无碍的知交。

1979年8月，中华、商务分家，各自恢复独立建制。不久后，程先生出任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我有幸成为其麾下一卒。此后在先生领导下，欢乐与苦闷，皆有故事，无法细说，只能略举一二。

1980年年初，全国二十几所高校，在山东泰安举办编写古典文学教材的讨论会，邀请中华书局文学室领导与会，先生命我与之偕行。这是我入编辑行以来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很是兴奋，处处留心观察。会上，先生宽厚持重，待人以谦，遇有讨论，侃侃而谈，挥洒自如，一些建议颇为同道称赏。会下，身边时常有人攀谈请教，先生亦趁机了解各校学术研究情况，顺便谨慎约稿，记得《王粲集》和《玉台新咏》的整理就是此时约定的。通过这次学术会议，我近距离感受了先生的学术实力和社交上的亲和力，大受触动，印象深刻，心想今后当编辑，就该学习先生，让自己变成学术内行，同时成为学术同道的知心朋友。

程先生主持文学室工作之初，先是清理“文革”前旧稿，接续完成未了之事，回归老中华正常工作，同时制定新的出书规划，合理安排编辑力量。今天已堪称中华书局经典图书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古小说丛刊”，以及文学总集、资料汇编等系列项目规划，其基础都是那时奠定的。在拟定“古小说丛刊”规划时，我得知先生撰有古代文言小说总目录成稿，即刻向他约稿，催促早日交稿出版，以引导“古小说丛刊”规划顺利落地。先生总说还要补订，不愿仓促问世。交稿时，他坚持使用《古小说简目》之名，以示草创未周，犹待修润之意。其实这本书在“文革”后不久，百废待兴时出版，对厘清古小说研究范畴，考证古小说版本流传，助益多多。另外，先生还在那一时期主持影印出版了两种《文选》善本，先是清胡克家刻李善注断句本，继而是南宋尤袤刻李善注本，二书皆写有颇具专题研究分量的出版说明，在《文选》版本学研究领域引发广泛影响，促进了中国《文选》学研究的复兴。就我个人而言，也因为参与过二书出版的相关事宜，兴趣所至，开始投身《文选》学研究，沉浸日久，乃至后来竟能滥竽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会长之名，这一切皆要拜程先生当初卓有成效的工作业绩所赐。

二

回首往事，最让人刻骨铭心，感慨系之的故事，当然是在程先生鞭策和鼓励下，我的古籍编辑生涯，从无知到觉悟，不断成长的一段经历。

我接手的第一部古籍整理稿，是逯钦立先生断断续续耗费数十年心血完成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该稿是一部典型的古籍整理著述，不仅卷帙繁多，且整理方式极繁杂，举凡标点、校勘、辑佚、考证，无所不包。我乍看到厚及尺余的书稿，茫然不知从何下手，不免心生慌乱，面露难色。先生恐有察觉，于是先让我安下心来，翻翻稿件，排除忧虑，随后几天，逐一讲解审读程序和要求，诸如先参看文学总集其他范例，弄清此稿所据底本，分析整理体例是否得当，有无遗留问题，等等。先生所指路径分明，要求亦甚严格，一如当头棒喝，令我顿时清醒，茅塞大开。我硬着头皮读完全稿，似觉明白了许多，上交审读意见时，又想表现一下，竟不知深浅，胡乱提了不少修改动议。程先生肯定我审稿认真，对修改意见则多有否决，并郑重提醒我，审稿也是学习过程，要虚心，要尊重作者的劳动，切忌妄作评判，未得作者授权，尤不可轻改原稿。审稿期间，我与作者方的联系信函，程先生也时有改笔，措辞要求表达准确、彬彬有礼。有幸遇上这种以悉心指导后进为己任的前辈导师，若不思进取，轻言放弃，不亦难乎？文学室成员，特别是我等晚学，说到稿件处理中的往事，莫不有此同感。好在经历此番棒喝捶打，我接下来处理《陶渊明集》《拾遗记校注》等稿件时，竟仿佛有一丝轻车熟路的感觉，想来真的有了些长进。

1981年，程先生晋升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我随后被委任接替他在文学编辑室的工作，再后来又转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做主任，在中华书局工作到退休。一路走来，20世纪80年代向程先生请益最多，受教最深。正是那个时期的严格编辑业务洗礼，使我受到了编辑职业道德的启蒙，古籍编辑能力的提升，也才有了与中华书局长相厮守，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尽一份力的决心和信心。由小及大，我的个例，或许也能反衬出程先生热爱中华书局，热爱古籍整理事业，不仅自甘为中华书局、为古籍整理事业奉献终身，而且自觉承担起培养后进的责任，为中华书局的可持续发展尽心尽力。拳拳之心，日月可鉴。

三

现在程先生已是一个历史人物，要评价先生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仅以上述孤例，远不足以彰显先生一生奋斗、默默付出的本质意义。如果联系中华书局的发展史来看，则程先生的一生，无论是工作业绩，职业操守，还是培养后进的历史责任心，都闪耀出夺目的光彩。

1952年，中华书局由沪迁京，初时出书涉足农业、财经，1957年后欲复归古籍，却发现专业编辑匮乏，急需补充新鲜血液。时任总经理金灿然同志求贤若渴，广揽人才。当时从商务印书馆引进的有赵守俨、傅璇琮等人，从北大引进的有褚斌杰、李思敬、沈玉成等人，程先生是1958年年底进入中华书局的。恰恰是这一批青壮年才俊，加上稍后陆续进局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谢方、赵诚等人，与老一代编辑一起，共同开创了中华书局发展的新局面。及至20世纪60年代，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培养的学生陆续到来时，程先生一辈人早已成为中华书局的顶梁柱，后来者又在他们的帮扶下茁壮成长，老中青共谋发展，这才有了八九十年代的繁荣景象。从这个角度说，以程先生为代表的一辈人，正是中华书局历史上继往开来的中坚力量。

如果再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高度来看问题，程先生1958年进中华书局，1992年荣休，他在职的这几十年，恰是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大发展的关键时期。所谓关键，换言之就是历史的节点，发展的机遇。上面已提到中华书局迁京后，最初几年，出书很杂，既缺少统一规划，又缺乏专业人才，举步维艰，急需国家层面的指导和支持。1958年，国务院专门设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以下简称“古籍小组”），由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同志任组长，确立古籍整理出版的大证方针，编制长期出版规划，并决定在北京大学开办古典文献专业，培养古籍整理的后继人才。与此同时，中华书局被确定为专业古籍出版社，兼古籍小组的办事机构。这为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给足了证策和动力。程先生及之后陆续引进的一批青年才俊，在这一历史机遇期，奋发有为作贡献，承前启后育新人，使中华书局这家老字号重新焕发活力，古籍图书出版大放异彩。诸如《资治通鉴》《册府元龟》《永乐大典》《文苑英华》之类重要典籍，陆续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整理一事，也在此时筹措实施。据此而论，程先生这一辈人，既是中华书局由衰而兴的历史亲历者、见证者，又是身处一线的创造者、建设者，理应载诸史册，大书一笔。

改革开放后，當中央高度关注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古籍整理工作问题，中华书局的发展也随即迎来第二个重要节点。1981年3月，中华书局邀请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部座谈，共商统筹规划，协同发展议题。是年5月到7月，有关工作人员数次到中华书局传达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指示，9月1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12月，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李一氓同志任组长。1982年3月，新一届古籍小组召开全体会议，制定了新的长期整理出版规划。这次古籍会议，中华书局全力以赴，尤其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制定方面，发挥了协调全局的主导作用，而程先生作为新一届古籍小组领导成员，作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在其后直至退休十数年间，尽职尽责，老而弥坚，对工作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对晚学仍然充满关爱，全力帮扶，一切尽可想见，毋须费辞。

程先生1992年退休，1995年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在新的岗位上，程先生仍时刻不忘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从古籍数字化工作到《古本戏曲丛刊》全集出版，他都积极建言献策。中华书局的发展，乃至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无不留有程先生的足迹。

早年读《礼记·檀弓》上篇云：“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闷闷不乐，心有戚戚焉。而今文星陨落，程先生西行，敢以子贡之忧、子贡之痛、子贡之问以叩苍穹：“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目送程夫子鹤驾冉冉而去，不禁泣下如雨。

（本版图片均由中华书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