抨击掩盖历史可耻行径的斗士
众所周知，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背景是非常复杂的，在这部极为严肃的著作震惊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同时，也必然引起了某些无端的质疑和粗暴指责，特别是对于不少不愿正视历史的日本人而言，张纯如的书无疑是“公然挑衅”。在这种情形下，《南京暴行》一书也让张纯如成为积极参与维护抗日战争史实的社会活动家，以及抨击日本掩盖历史可耻行径的斗士。
1998年，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发表声明，污蔑《南京暴行》是“非常错误的描写”。这一声明立即遭到中国驻美大使馆以及美国各华侨团体的一致抗议，并敦促日本证府撤换大使一职。张纯如后来与这个日本大使一同接受“吉姆•里勒尔新闻节目”电视访谈时，日本大使居然含糊地宣称日本证府“多次为日军成员犯下的残酷暴行道歉”，张纯如当场指出，正是日本使用的含混字眼使中国人感到愤怒。她还重申了自己写作《南京暴行》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日本证府从未为南京大屠杀作过认真的道歉；二是在过去几十年中，日本证府在学校教科书中从来就是掩盖、歪曲和淡化南京大屠杀。纯如说，只有认罪，日本才会变成一个更好的民族。不过，由于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迄今还没有一家日本出版社敢于出版《南京暴行》的日文版。
2001年9月，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张纯如第一个登台发言。她的演讲博得了与会者长时间的掌声，但也遭到别有用心的日本人的攻击。当场就有两个日本人站起来向张纯如发难，蛮横提出了所谓的“疑问”，张立即据理伯斺，批得两个日本人语无伦次。到会的许多专家学者也站在张的一边批驳日本人，两个日本人只得悻然离开了会场。
在完成《南京暴行》时，纯如有一个心愿，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够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
纯如还有一个希望，就是把《南京暴行》改编成电影。她清醒地看到，虽然这部书出版了数十万册，但有许多西方人只是知道这本书，而没有更多的时间来阅读。如果把这本书改编成电影，历史就在人们的目光里变得更为直观了。她也了解到，中国内地已拍摄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和电视剧，但她认为，这一题材必须用美国人能接受的电影手法来拍摄，让更多的西方观众接受。
年仅36岁的纯如离开了，选择的又是这样极端的方式，直至今日，人们都无法相信这是事实。纯如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她的遗体葬在加州洛斯盖多圣安东尼牧场的天堂之门公墓，墓碑上写有这样的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学家，人.权斗士。”
纯如走了，这位年轻女作家高度的学术素养和正义精神，无疑会永远让人们铭记，并继续影响和改变一代华人青年的人生道路。在纯如身后，对她的纪念以及对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争论也远不会结束。就在最近，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詹姆斯-布雷德利设立了以张纯如命名的奖学金，每年派出美国孩子到中国学习、理解中国，以便将来成为张纯如这样担任沟通中美桥梁的人物。他还明确表示，希望张纯如的孩子克里斯多弗长大以后能够加入这个奖学金选择的董事会，作为对张纯如的最好纪念。本文作者孙英春，摘自《她用生命照亮人类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