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胡锡进为什么会因此而被骂呢?在我看来,这主要是因为胡先生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胡先生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也是复杂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超然于社会之外或者高于社会之上的什么东东;胡先生和复杂社会中的所有人一样,只能根据局部的信息采取行动,对整个系统的行为是无知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复杂社会中自然既有左派也有右派,既有进步也有保守,既有和谐也有对抗……然而胡锡进先生自己也是局中人而不是局外人,胡先生动辄代表“中国”、“社会”和“历史潮流”说话,其实只不过是企图把自己的局部认知强加于整个社会的全部复杂性之上而已,这难免会招人反感。
有论者认为,“复杂中国论”是“国情特殊论”的翻版,是拒绝“普世价值”的老掉牙论调。然而在我看来,恰恰因为中国是复杂的,所以我们才需要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
正是因为中国是复杂的,即使是证府也只是复杂中国的一小部分,也只能掌握很少的一部分关于社会的信息,而不可能掌握整个社会的全部复杂性,所以证府不可能代替整个社会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因此,证府必须允许每位公民拥有自由行动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每位公民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充分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分散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同时,证府还必须遵守社会中自然演进出来的抽象规则,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之上。
因此我们可以说,“复杂中国”与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并不矛盾。
胡锡进先生还喜欢站在“历史潮流”的高度,把那些曾经挑战过现有秩序但未能成功的人称为失败者。胡先生说:“中国的改革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违规的过程,原来有一套规矩,原来有一套办法,逐渐人家把它打破了,你第一次打破它的时候感觉是一种违规,这在任何领域都有,在新闻领域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