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段贰“常理法”—在常识常理中发现是与非
“不合常情”，是亲情法亲子鉴定的主要“理论基础”，在古代的亲子鉴定案处理中，与之相对应的“不合常理”，则是古代亲子鉴定的又一司法手段。北宋时，李南公任长沙县知县，有个寡妇带着儿子改嫁。七年后前夫家族来人，要接回儿子。此妇人不让，称孩子不是前夫的儿子。李南公接了这个“夺子案”，仅问了两句话，就了断了这桩官司。《宋史·李南公传》记载，李南公第一句问：“孩子几岁了？”前夫家回答，孩子9岁，女人则说孩子7岁；第二句，“孩子换齿了么？”女人说去年已换。就此，李南公认为孩子是前夫的血脉。李南公凭什么作出此鉴定结论？其依据是男孩子一般8岁换牙的常识，“男八岁而龀，尚何争？”意思是，男孩子8岁才换牙，你还争辩什么呢？
《明史·鲁穆传》所记载的“儿似归产”案，也很有代表性。鲁穆任福建佥事时，有个叫周允文的人早年无后，将侄子过继为子，后来其妾为他生了个儿子。周允文死后，侄子想独霸家产，硬说妾生的孩子不是叔叔的亲儿子，要赶走妾母子。鲁穆接到妾的状子后，把周家的族人全召来，又悄悄地把妾生的儿子放在一些小孩当中，让他们辨认谁像是周允文的儿子，大家都指那妾生的孩子。最后鲁穆认定周允文的侄子在说谎，妾之子是周允文的儿子，于是将周允文的家产全部判给了周允文和其妾所生的儿子。
上述两起亲子鉴定案，前者是根据小孩换牙的生理年龄，后者凭的则是面貌长相，判断、鉴定的依据均来源于生理、生活常识，可以视之为“常理法”亲子鉴定。面相、口音、年龄、走路姿势等，都是常理法亲子鉴定的重要条件。如《元史·干文传传》记载的“验乳知儿”案，依孩子吃不吃妈妈的奶来鉴定母子之间的血缘关系。但与亲情法一样，常理法的局限性同样显而易见，靠法官的个人智慧来断案难免过于主观，仅通过看面相来以貌断案，人为操纵的空间很大。
手段叁“合血法”—从血液的凝合程度鉴定血缘关系
在古代进行亲子鉴定的手段中，有的显得更为神奇。清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一》里所记的一则亲子鉴定案，便很有“故事性”。山西有个商人外出做生意，家产托弟弟照管。外出期间，他娶了个媳妇，生了一个儿子。十多年后，媳妇病故，商人遂带着儿子回到老家。商人的弟弟怕哥哥索讨家产，谎称这孩子是哥哥抱养的，不能继承父亲的家产。主审的县令遂在审理现场作亲子鉴定：将商人和他儿子的血，同时滴入清水中，父子俩的血很快凝合到了一起。县令鉴定结论很快出来：商人之子系其亲生子。
商人的弟弟不相信“滴血”这一套。回家后亲自试验，将自己和儿子的血滴入水中，却不相凝合。这一来，商人的弟弟找到了反驳的理由，诉称县令所用亲子鉴定手段没道理，结论不足为凭。接下来更戏剧化了。乡人听说弟弟父子的血不凝合，便在背后议论儿子非其亲生，是其老婆与某人私通所孕。商人的弟弟见外面传得有鼻子有眼，遂起了疑心，追查起老婆和奸夫，结果真的查出了老婆让自己戴绿帽子的事实。
县令所用的亲子鉴定手段，在古代叫“合血法”。在亲情、常理均无法判决的情况下，便会“合血”。合血法又叫“滴血法”，俗称“滴血亲”。其原理是：如果两人有血缘关系，将手同时刺破，血滴入清水中，血即合一，否则不合。合血法最晚在东汉时即已在司法和民间亲子鉴定中使用。现代已发现，人类血型分A、B、AB、O等类型，利用血型确实可以部分实现亲子鉴定，可以说合血法是中国古代的“DNA鉴定技术”，尽管有些“原始”，但比欧美要早得多。不过，合血法也非完全科学。事实上，任何人的血滴到一起，不久即凝合为一。其实，古人也已认识这一问题，清黄六鸿在康熙三十三年编著的《福惠全书》中即称：“滴血之事，未可尽信”。纪晓岚记述此故事时亦称“官故愦愦”，直指其昏庸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