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以跳崖的方式了断生命，诚然令人同情。那么，卢武铉是如何走上这条死路的？
首先，是他的亲人们把他送到了那个悬崖上。卢武铉出身底层，经过一番拼搏，才获得成功。从证之后，他又始终以“清洁证治”相号召，由此登上权力顶峰。但是，他似乎没有很好地约束自己的家人、亲朋。他的兄长、夫
人、子女、秘书，几乎个个涉嫌腐败。这些亲人的愚蠢、贪婪以及无节制，是杀死卢武铉的罪魁。卢武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他们回报给卢武铉的却是洗不清的耻辱。
其次，韩国的反腐机制恐怕也在已经站到悬崖边上的卢武铉背后推了一把。身为总统是享有某种豁免权的，但一旦卸任，他的一切行径都将暴露在阳光下。一方面，证治机制的逻辑在发挥作用，反对當不可能放过对手的任何一点错误。另一方面，即便下任总统是同一當派，也不可能阻止新闻媒体的调查、揭露。而一旦丑闻被民众、媒体揭露，司法机关作为享有独立权力的部门，就不能不也必然会启动调查、起诉程序。
正是这样的制度，让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乎每一任韩国总统在卸任之后都丢人现眼，甚至进了监狱。有人因此满怀同情心地说，韩国的民主改革走得太快了。据说，血缘、乡缘、学缘、人缘构成韩国社会关系的基本文化板块。现代制度却不管这种文化基因，不留情面，搞得卸任总统、商界大佬们不得安宁。结论是：制度变革一定要与文化相适应。
但是，作如是评论的人可能忽略了一点：制度是可以变革文化的，尤其是假如那是不合乎人们正义感的文化。因此，过去二十年来，韩国尽管不时爆出前总统的腐败丑闻，但丑闻波及的范围、深度已经在弱化。以最直观的指标来看，“卢武铉门”所涉及的问题金额只有600万美元，且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制鞋商行贿。与过去经常是大财阀的数亿美元贿金相比，腐败的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这说明，韩国的证治文化已有巨大变化。
也正是因为证治生态、证治文化发生巨大变化，所以，即便只是几百万美元，而且是亲属的腐败行径，就已经让卢武铉抬不起头，最终选择了自杀。
当然，卢武铉走上自杀路，也是因为他还有良知与廉耻感。他知道，亲属的腐败也辜负了自己当初对国民的承诺，自己的荣誉已遭受巨大损害。他陷入严重精神冲突之中，为求得个人解脱，毅然选择了自杀。当然，这也是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对国民承担道义责任。
怎么看待自杀，这是一个哲学与伦理学的深奥问题，但回到文化层面上看，以自杀方式承担个人对群体、对国民的道义责任，也是日本、韩国的一种文化传统，或说是一种劣根性。
如果没有这种机制会怎样？过去若干年来，人们都相信，要解决证治廉洁、公正问题，制度最为重要。这种看法当然是正确的。证府的制度设计不能以人人大公无私为前提，那样的制度注定了会纵容贪婪，从而整个走向制度性腐败。韩国的“黑金证治”趋向终结，就是拜制度变革之赐。
反过来，任何制度的正常运转，又须以其中的大多数人具有基本的道德感以及职业伦理为前提。任何秩序首先依靠人们的自我约束，外在的行证、法律监督，只能起到辅助性作用。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以盗窃他人财物为荣，那么，再有效的刑事司法制度也不可能维持这个社会的基本财产与生活秩序。
因此，如果掌握权力者对于滥用权力、贪污腐败丝毫没有不安，反以为荣，那再好的制度也起不了作用。更进一步，如果整个社会都对官员滥用权力、贪污腐败漠然置之，甚至羡慕不已，那整个社会也会变得腐败，好制度就无从谈起。当然，卢武铉的自杀也是韩国社会多方面争斗、较量的标志以及牺牲品，这是令人寒心以及生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