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土地产权的分散，纳赛尔从1952年开始推行土地改革，将大多数由证府控制的土地分给了少地或者无地的农民，但每个人分到的土地面积很小。土地改革使得拥有土地的人数大量增加，对于改变当时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从农业发展角度来说，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推行。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小土地分散耕种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埃及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土地碎片化使得土地给农民家庭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也在逐渐下降。小农经济之下，人们已经不能依靠土地养活一大家人。
另外，埃及乡村的农耶敜期处于封闭的耕作状态，农民只愿意关心自己土地的利益，不愿参与到农业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修之中，导致农业技术发展滞后。对于埃及这种需要依靠水利工程灌溉的农业地区而言，可谓致命伤害。
其次，耕地面积不足，人口膨胀，人均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埃及国土面积为100万平方公里，但其实绝大多数为荒漠地区，仅有百分之四的土地为耕地。主要位于埃及北部的尼罗河三角洲和沿着尼罗河从开罗到阿斯旺的狭长河谷地带，是埃及最主要的农业产区，也是埃及绝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区。可以说，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埃及的耕地本来就不具备拓展空间，但埃及的人口却不断增加。
古代埃及的人口最多也就几百万，根据狄奥多罗斯的记载，早前埃及大约有一万八千个重要村镇，到了阿玛西斯统治时期的埃及大约有两万村镇，发展到托勒密统治时期，埃及已经约有三万重要村镇，这个数字一直持续到狄奥多罗斯的时代（公元前1世纪）。至于人口规模，根据狄奥多罗斯的转述，约有七百万左右（DiodorusSiculus,HistoricalLibraryI:31.8）。公元后1世纪的人口规模大概到了七百五十万，这个数字跟狄奥多罗斯的记载相差不多（Josephus,JewishWar2:385,1stcenturyAD）。到了近代，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埃及人口逐渐增加。1959年，埃及人口为2626万，此后人口开始膨胀，到2019年已经突破1亿人，六十年时间增加了三倍。可见，人口的膨胀是埃及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现在埃及的耕地面积不到3万平方公里，这么小的土地想要自给自足养活1亿人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狄奥多罗斯著《希腊史纲》
第三，从20世纪50年代起，埃及证府就大量从国外进口粮食，并通过证府调节的方式压低国内粮价，就更加导致部分农民放弃种植粮食作物，转而选择种植能够带来更多经历利益的作物，比如蔬菜、水果、棉花等，这又进一步恶化了埃及的粮食安全形势。但是埃及证府并未在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推动国内的工业化。城市人口确实得到了大量增长，目前埃及首都开罗已经是一千多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但殊不知为了发展工业而牺牲农业，是主动将自己的饭碗安全送给别人。
2011年从埃及开始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其实就与粮食安全有关。当时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为了掀起埃及国内证权更迭，刻意制造粮价上涨，导致大量城市人民生活困苦，于是民众上街游行。不过“阿拉伯之春”事件之后，民众虽然推翻了穆巴拉克的统治，但并未改变粮食安全掌握在别国的现状，埃及依然随时面临粮食安全的风险。
至于此前有人提到的阿斯旺水坝影响埃及粮食产量问题，严格来说并未对埃及农业生产造成根本影响。阿斯旺水坝早在英国殖民时期就已开始设计，并修筑了小型水利工程，这是埃及在尼罗河修筑水利工程的传统，对于控制尼罗河两岸的洪水有巨大帮助，可以让两岸人民免受洪涝的影响，同时也可以控制土地的灌溉。因此到20世纪50年代埃及独立之后，便着手加大修筑堤坝。
不过，阿斯旺水坝的修筑对于尼罗河两岸的农业生产，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它使得尼罗河上游的淤泥不能泛滥到下游的土地上，不仅造成肥力缺失，还会导致土壤盐碱化，尼罗河口三角洲由于没有泥沙冲积，更是面临海水侵蚀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