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到伯母家玩，发现她家的灶旁边有个洞，我仔细一看，竟然发现一条蛇！我惊呼一声。伯母连忙跑过来。那蛇就缩进洞里去了。伯母其实也怕蛇，但是她安慰我说是家蛇，不用害怕，也不必伤害它。后来有时候和她一起听歌就有点顾虑，时而紧张地看那个洞。大概后来堵住了吧，否则我怎么会一直坚持到伯母那儿听歌，而且从什么时候起没有去她那里听歌也都不记得了呢。
伯母还有一个爱好是看电视和电影，那时农村看电影，都是露天的。晚上七八点钟放到九十点钟的样子，有时还放两场，时间就更长了。我们自己大队的场子很近，别的大队就很远了，可是伯母总要去看电影，也带我们去。伯父去世的那一天就是看了电影的一个晚上。我那时候还在心里猜想过，伯父想不开是不是因为想到伯母非要看电影也不陪伴他呢？
我们大队的场子在汉水河堤的北面，离我们家有五六分钟的路程，伯母早早就收拾好，早早地邀约前后住的老嫂子们一起去，（我的辈分在乡里算大的。）我们看她们走了，也着急地要早一点吃饭，好快点去。拿着椅子、扇子，坐在河堤下，一边摇扇子驱赶蚊子一边聊天。不大一会儿周围就坐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连河堤的斜坡上也坐满了人啊。这时我偶尔也会看见伯母脸上露出一丝得意——要不是她决定来得早一点，哪有那么正中的位置坐呢？
乡村玉米地之王伯母 从后面推倒伯母蒙着她眼睛
电影开始了，伯母看得很专心。有的人不喜欢看外国影片，伯母可是什么电影都看得懂。胜利大队的场子很远啊，几乎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伯母也从不怕累。去时，回来时，伯母有时候会牵着我的手，因为很多时候我的大姐会带着我一起去。我看着河堤南边临河的树林，一棵棵挺拔的树，就像一个个怪物似的，使我心生恐惧，可是看见伯母和姐姐牵着我的手和那些大人们说说笑笑，我根本不敢把我的恐惧告诉他们，只是控制不住地看那些可怕的大树。自己不断地吓唬自己。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当时我并不是非要看电影不可啊，为什么看到别人的热乎劲，自己就一定要忍受着恐惧吵着跟去了呢？
当然，看电视剧就没有什么恐惧感了。周围的邻居，谁家有电视就到谁家看，有的人家不熟悉，我们就不会去，一般是到很熟悉又十分随意和热情的人家里去看。《上海滩》、《霍元甲》、《血疑》、《姿三四郎》、《射雕英雄传》都是在别人家里看的，我还记得原来看的一些片子：《敌营十八年》、《排球女将》、《蔷薇海峡》、《加里森敢死队》，印象比较深。
我们小孩子有学习任务，不能看晚了，伯母却不同，经常看到十二点钟，她一个人睡又怕，所以常常把灯点着出门，直到夜深了才回家熄灯睡觉。她的电视瘾很大，看完了还能仔细地把情节复述出来，年纪很大的时候，也一点都不糊涂，可见她是十分聪明的人。
伯母是悠闲的人，但她同时又是十分能干的人。她的嘴巴能说会道，她的手十分灵巧。记得小时候，每逢要过年了，家里总会要打豆腐，摊豆皮。我的父母十分辛苦，就会要邀请伯母来帮忙。我们一家大小忙得不可开交。伯母总是在我们家准备得差不多了才抽着烟过来，俨然一个指挥家似的。她只是来帮忙的，心态上自然要轻松得多啊。手握一个扇形的大贝壳，，把清水似的浆汁倒进大铁锅里，用壳从锅底往边上挤，贴着锅底画圆圈，再朝着不同的方向往上撇，不一会儿，一张又大又圆的豆皮就被她揭开掀到我的筲箕的背面了。
我们小孩子是把筲箕反着拿来排队的，有我，我哥我姐还有伯母的两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外孙。我们一张一张地把豆皮运到堂屋里来。堂屋里摆着很大的用细竹篙编成的席子样的东西。专门用来摊放豆皮，使它冷下来。
妈妈也会摊豆皮的，她把伯母换下来，因为伯母是来帮忙的，站着毕竟累一些。所以伯母就又到堂屋里来帮着卷切。豆皮圆圆的，在冒着热气，我们把冷了一点的送给大人们卷成筒状，在那旁边堆着，底下有一个洗干净了的大盆子，上面架一个砧板，放一把大刀，伯母抽完烟，丢掉烟头，开始切。摊的摊，运的运，卷的卷，切的切，还要时不时地把豆皮换换面，让它快点凉，人来人往，家里好不热闹，还有做豆腐的爸爸和大哥他们，他们要推磨，磨黄豆、绿豆和米，磨完了才做豆皮的，那两根扁担架成一个十字架形状，在那里对着摇啊摇的，使劲地摇，扁担下面的一个大袋子掉在下面，很重很重，他们还要使劲地挤，到最后，豆腐做出来了，豆腐脑也喝了，伯母又上场去炒豆丝，给一些大蒜，香喷喷的。爸爸妈妈看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就笑得格外开心。伯母也微笑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