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项研究说，出租车司机在雨天容易拉到活儿，赚钱效率高，因此他们应该在雨天延长工作时间，在晴天则早收工；而在现实中，出租车司机无论晴雨，一旦完成自己设定的每日营收目标就收工，结果他们的工作时间反倒是雨天短晴天长。这项研究借此说明人常常是非理性的。然而，非理性不等于傻。根据晴雨不定的天气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这种灵活性要求出租车司机具备强大的意志力——它在寻常人身上是稀有的。工地上有个绰号叫传儿的抹灰师傅，因为和老婆吵架，便赌气不出工，结果一天接一天歇下来，一连歇了一个多月。我害怕的就是人的这种惯性。与其在自由造成的不确定中挣扎，不如在奴役带来的确定中安然——这种非理性倒有几分根植于人性的智慧呢。
上午，老二和伍洁来工地发钱。工钱是春节结算。工人平时（尤其在开学前后和中秋节）要用钱也可以要求预支。老二坐在厨房门口的半块泡沫砖上，用膝盖垫着一本收据在上面记账。伍洁数钱。一扎扎刚从印钞厂出来、火红崭新的百元钞票，带着喜庆和收获的意味。工人一个接一个来，拿钱，在收据本上签名，笑呵呵地走了。最多的一个要支八千，老二二话不说给了她。老二问我要不要零花钱，我说我还有。其实我钱包里的百元钞票只剩下最后一张了，但我觉得这样从他手里领现金别扭。
老二带着全家在工地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一起打麻将，似乎是想表达本色不改，与工人同乐的意思。牌局设在伍洁姐姐住的房间。我不想显得太不合群，去看了一眼。牌桌上是老二、伍洁的姐姐、长毛和传儿。围观的人足够另开一桌，可麻将只有一副。江江在隔壁自己的床上睡觉，大概是中午多喝了几口，衣服和鞋子都还穿在身上。虫虫坐在床上对着江江的便携式电视看动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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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工地的住处都是些临时凑合之地，而江江的房间则像一个永久定居点。桌凳齐全，是用捡回来的木方和竹胶板钉成的，还有电热锅、餐具，墙上钉着一根横木条，木条上钉的一排钉子分别挂了锅铲、抹布、筷子盒、牙具盒，筷子盒和牙具盒都是用饮料瓶剪开做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窗户。其他人住的房间，窗洞的位置钉上塑料布或胶合板封死，实际上没有窗户。这个房间的窗洞也用胶合板封上了，可是胶合板上又开了一个方洞，用合页装了一扇窗页，开合自如。我望着这个不足A4大小的迷你窗户暗自叹服，却发现自己并不羡慕。这一发现令我意外，也让我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我欠缺这样的巧思，欠缺这样的兴致，但我真正欠缺的，或许是对生活的热情，无论是工地上的还是从前的生活。
不干活儿，白天变得格外漫长。我回到住处，打算把时间睡过去。昨天老二给我送来了一张褥子和一张被子。先前从商店买的被子，被面的质地像塑料一样，又僵硬又不吸汗，里面的棉花（如果真是棉花的话）移了位，把被子提起来对着窗户，可以看见大大小小透光的窟窿。而新被褥又柔软又暖和，让人觉得幸福。
老二把我叫醒，带我去市区。我是八月上旬出门旅行的，背包里只有夏装，我想趁空去买几件衣服。先买了一套丛林迷彩服。老二付的钱。我说：“这几不好意思，要你掏钱”。他说：“这是给你发的工作服。”不知为何，工地上几乎每人都有一身迷彩服，一双解放胶鞋。我的这件第一次穿就脱线，裂口从裤裆开始越撕越大，到傍晚收工的时候，内裤、大腿都露到了外面。补衣服花了两元钱。
经过自动取款机，我想取点钱出来。老二拦住我：“干什么？怎么像个哈巴？我手上有现金，到时候从你的工钱里扣就行了。”在一间美特斯邦威专卖店，我挑了一件打七折的棉衣和一件新上市的薄毛衣。老二——大概是为了可以“顺便”帮我买单——买了一条牛仔裤。至于从工钱中扣，我知道他是说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