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去干妈家玩，觉得干妈比我亲妈还亲。我妈老骂我，还经常打我，打完了让我跪在灶头面前，有时一跪一两个小时，没有她的允许不可以站起来。而干妈从不，干妈总是笑嘻嘻地夸我。小时候因为鼻炎老流鼻涕，冬天冷，鼻涕流出来，我刺啦一声又将它吸了进去，不一会儿又流了出来，干妈拿出一张手帕，狠狠给我一拧，说：“啊呀，鼻涕虫又跑出来了。”我就害羞地笑了。干爹也爱我，但干爹的爱是无声的。我超喜欢他们送我的那套瓷具，特别是最小的那个碗，总是用来吃饭，吃完饭还顶在头上玩，有次碗掉下来摔碎了，我哭得很伤心。后来去干妈家，不知怎么我妈说起来，大家只是取笑一番，也没有在意。过了一会儿，干爹骑自行钞旜门了。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带着一个新买的白底红梅细瓷小碗，与原来的一模一样。
干妈家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比我大很多，然而都很忙。干哥哥当时十七八岁吧，忙着和干妈干爹一起种韭菜，施肥、喷药、割菜，两个干姐姐可能十五六岁，每天忙着缝鞋帽。从工厂拿回来的鞋帽成堆地堆在屋里，她们双手飞快地转动着鞋帽，双脚则上下踩动着缝纫机的踏板，在哒哒哒哒的声音中，鞋帽流水一样泻下来。她们也用缝纫机绣花：用画饼先画好花样，大朵的牡丹和芍药，也有翠鸟和鸳鸯，再用彩线填满。这个更需要技巧，她们手脚的配合有种特别的协调和节奏感，我坐在旁边，听着那哒哒声，看着她们的动作，感觉时间过得飞快。不一会儿，一朵大大的牡丹花就出现在了白色的丝布上面，鲜红的花瓣，碧绿的叶子，光彩夺目。
拜年我也最喜欢去干妈家，因为他们家的红包最多。当时一般人家给一毛两毛的时候，他们就给的一块、两块。干奶奶也很疼我，过年前就早早给我准备好了两张崭新的一元钞票。母亲让我拜年，那时是真的拜，我往地上一跪，砰砰砰三个响头，干奶奶一把拉起我，将那两张脆响的钞票塞到了我的手里。干奶奶带我去她的房间里，她的房间很小，暗暗的，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块布，打开来，递给我几个带着糖霜的柿饼。柿饼又软又甜，听说干奶奶连自己的亲孙子都舍不得给。后来，干奶奶去世的时候我在重庆读书，听说之后还很伤感了一阵。
我也喜欢干妈家的人去我家。但那时不懂大人有大人的事，每次听妈妈说：“再耍一会儿嘛。”我都会当真，以为妈妈也想留住他们。我就会使出我的留客绝招：哭、抱大腿、给自行车胎放气。抱住了大腿之后，他们总是挣扎不得，说又说不动，推又推不开。直到母亲说：“你让他们走嘛，他们回去还有事呢。”我才抹着泪放开。有一次干哥哥有事到我家一趟，走时才发现自行车的轮胎是瘪的，气针也找不到了。老妈大怒，眼看一个巴掌就要上身了，我只好把气针交了出来。天快要黑了，干哥哥哼哧哼哧地给车胎打气，又急又累，汗水顺着额头大滴大滴地滴下来。之后，好像，我再也没有干过这种缺德事了。
口述干姐让我看她下面 我和干妈干姐好内
后来我读书了，两家人都忙，来往也没那么密切了，就过年走走。再后来，听说干妈得了脑瘤，人也有点疯疯癫癫了。我们去看她，两只眼睛已经被脑瘤压得变了形，一只大一只小，右眼是斜的，她看你时，还以为是在看别处。但她的脑子还是很清醒的，那张嘴仍然能说会道，整个屋子里仍然充满了她的声音。医生不敢给做手术，她就吃了很多偏方。据说是吃了野芋头炖鸭子，竟然奇迹般地一天天好起来，只是眼睛始终那样斜着。
去年干爹去世的时候我在美国，没能参加他的葬礼，感觉非常遗憾。回来后，去看望了一趟干妈，她虽然仍斜着眼，精神却还好。他家的旧房子十多年前早被开发商占了，搬迁到了沱江桥边，干哥哥和干姐夫就在那里开了个冷淡杯，只做夏天五个月，卤鸭头、炒大虾、炒田螺、红烧兔……味道好极了，生意也好到爆，现在则主要是由干外甥在打理。店面非常宽敞，后面是她家原来的两亩地。我说，这里这么宽敞，你们可以种点菜啊。干妈说：“哎呀，打死我也不种菜了，那些年都整伤了。”不久前的一天下午和姐姐散步路过她家店前，被干妈生生拉住了，非要留着吃晚饭。我们推辞了一番，只好坐下。吃完晚饭，干外甥拎出了一大包新炸的鸭头，让我们带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