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这次来，一是看你，二是把这给你。父亲从上衣口袋取出来一个红皮小记事本，本皮上印着金光闪闪的天*安门，红星熠熠衬托着一行字：「xx厂先进工人奖」。
他知道这本，是父亲的宝贝。写满了各式各样的领导人语录——父亲有看新闻的习惯，每当重要的讲话，他都会摘录下来。有关于工人的，他就更高兴，证明“国家没忘了俺们咧。”
这个本上还有很多对他的寄语，俺娃要勤奋努力，考上北京的好大学，戒骄戒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临走的时候，父亲在校门口给他塞钱，一把一把零票从裤兜里掏出来：“走得急咧，送气净得些零票子，俺也不知道这边能在哪换。”
数到二十的时候，他就再也不肯收下了，只是坚持说够了够了。说前几天年级上刚给他发了优秀学生奖，奖金还剩下许多。
父亲突然问他，你们学校肉菜多少钱一份。他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本来也说不出来。父亲又执意给他塞了五块，说回去搭老乡的车，就不用车费了，他讷讷地把钱收下了。
父亲那天真的是搭车回去的吗？车厢接驳处有男人在抽烟，对面的小女孩吵着要让妈妈开罐装黄桃，窗外流光扫过黑暗的麦地，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在想这件注定不知道答案的事。
后来，生活真的有变好了。他考上了让人羡慕的事业单位，虽说是无啥油水可捞，但也旱涝保收。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凭借自己工作几年攒下的积蓄和妻子的嫁妆，买下了这套房子——这也是他在家里话语权缺少的原因之一，妻子经常质问到要想想房子是怎么来的。
父亲一开始来的时候不怎么适应：空气质量太好，绿色植物太多，高楼大厦太整整齐齐，怎么转都转不出去。
甚至父亲还罕见地朝他发了火——在他有了沐沐之后，父亲就再也没向他发过火了。父亲的怒火来源于察觉不只是如之前所许诺的只是玩几天，而是想让他就此安居。
解释了一通你的慢性病，你的生活谁来照理。父亲严厉地批评起来他，觉得这样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成全他的孝名，没有照顾老人的心情。
父子俩终于还是谈妥，在他想明白了父亲的别扭之后。
某种程度上，他俩在母亲死后，因为劫后余生者的休戚与共，使得彼此之间加深了理解——因那同样是他们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好在，那已经过去。
他承诺父亲：死之前，一定会送他回去，使他和母亲能被葬到一起。
父亲开始安心地在陌生的城市里住下去，开始“违背一个工人阶级的意愿”（如此前所声称的）提笼架鸟，锻炼钓鱼。和故土唯一所剩下的几处联系，除了定时收听老家的天气预报之外，还有那个一同被带来的黑檀木鎏金的小盒，以及与盒子一道被摆放在父亲卧室柜上的收音机。收音机咿呀咿呀地放着豫剧：此一番到在两军阵～我不杀安王贼～我永不回家门哪。
妻子悄悄问他谁是安王贼，他哑然失笑。
今年五月，父亲犹豫着向他提出，要去北京玩。
他一直知道父亲的北京情结，父亲摘录的那些重要讲话的发言地全在北京，全国最优秀的工人受到表彰也都在北京。甚至父亲那个时候很希望他能考上北京的大学。
小时候，父亲讲到什么地方的事，总会提出像在北京就绝不会这样，应该怎么怎么样。父亲他们村有个瞎子，靠唱三弦和给人算命为生，听说就曾去过北京。
每次过年回老家，只要在村子里碰到瞎子。父亲总会不厌其烦地问瞎子北京的事，一个瞎子能水旜些什么，也是被烟递着，酒敬着，问得得意了，就从戏本里套几句来说北京，连他那么小都从心里笑，听唱什么皇上妃子，可父亲还是乐此不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