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后，工厂每月只发给他几十元的生活费，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低保标准，他和同事们去找过工厂的领导，答复是：有这几十元就不错了，有的单位一分钱都不发呢！
从此，他感到生活跌入了万丈深渊，背更驼了，腰更弯了，头发更白了。
无奈之际，与老婆慎重地商量后，把家中值钱的东西变卖掉，伙同老婆、孩子共同开了这家“老青年水站”，他也成了水站名副其实的老板和主人，听说水站投资用去了全部的家当，还有部分借款。
三、送水
做了这个水站的老板后也不顺利，老婆在店中看店和接电话，指挥着送水的业务，他和孩子负责去送水和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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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原来中国的阶级理论和标准，老青年水站的老板还不算是“资本家”，因为明确规定有雇佣劳工者才算是“资方”，经营小店的都是老婆孩子，充其量也就算是个手工业者吧，小时候父辈的谆谆教导他不敢忘记，一个不小心若是成份划为了黑五类，那可就糟大了！他开店后还经常思量着阶级理论，不敢越雷池一步，没准哪天又来一回“大革.命”呢？
他说另一个不雇工人的理由是雇佣不起，水站是小本经营，维持一家的温饱都还没有保障，即便是在阶级消灭了的现今中国，他也没有能力去雇佣一名工人，只好充当小商贩，去做无产阶级的盟友了。
小城的人口不多，大众消费水平很低，一桶中等价格的水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怎么也得卖十几元钱，屈臣氏当年刚上市时曾经卖到三、五十元一桶，各大公司还争着订购，一时间“洛阳纸贵”，桶水常常断货，他卖出去的水只有五元钱一桶。
他天亮去送水，天黑把家归，孩子年龄尚小只能送平层，楼层就得由他去送，虽然辛苦，但是一家老小吃饭穿衣没有问题了，他又乐呵呵地说道：“没有了铁饭碗，自己做的纸饭碗也够吃饭哪！”，这个“吃饭”他知道不过是填饱肚子而已。
就这样过了几年，同学们也习惯地把他称作“老板”了，不再称呼他的外号“失败”，只是他这个老板不是指挥人，更不是吃喝嫖赌，扛起水桶时怎么看都像“伙计”，甚至舍不得乱花一分钱，同学们都笑话他这个老板“涩皮”（陕西话：小气）。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家对他这个“老板”才有了深刻的认识。
小城的工商银里有个他的同班同学叫秋花，都是上山下乡从古城西安插队来到小城地区的，只不过招工的单位不同，造就了新的社会阶层划分，来到小城工作的还有几个同学，同学们知道他开了水站，就想帮助他。
这天秋花家的纯净水喝完了，买饮水机时带的换水牌子也用完了，秋花想到了老同学的水站，于是拨通了“老青年水站”的电话，他老婆接了电话，问清楚了门牌号码和地址，告诉秋花说晚上送过去，老青年白天在外面忙，下午回来看到晚上送水的安排，并不知道这个地址是同学家。
老婆做好了晚饭，照例是稀饭馒头加醋熘土豆丝，这样的晚饭他已经习惯了，从来都没有想着去哪里打打牙祭吃口香的，只是希望能够通过劳动让全家人每天都能吃上这样的饭，他胡乱扒啦了几口饭，老婆催着去送水，孩子出外还没有回来，只能是他一个人去了。
这次要送两桶水，他把三轮车推了过来，吃力地和老婆一起将水搬上了车，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在老婆的的目送下迎着寒风出了水站的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