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弗雷斯特太太（编者注：丘吉尔的保姆，对丘吉尔的基督教信仰有重要影响）属于低教会派（编者注：与“高教会”对立，其观点倾向于清教徒，反对天主教，主张简化仪式，反对过分强调教会的权威）的信徒，她极度反对教皇，憎恨宗教仪式和礼拜用品，因为她认为教皇是支持芬尼亚组织的。我受到她的影响很深，也对那些要人以及所有跟此有关的宗教活动表示强烈反感。正因为如此，我从当时所受的精神教育中体验到的是世俗的力量，而没有得到丝毫的慰藉。
在学校生活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的内心始终处于焦虑之中，这使我对这所学校充满了憎恨。我的功课毫无进步，体育方面也没有任何起色。我每天都在盼着放假，整天数着日子，数着小时过日子，以便能够尽早摆脱这段可恨的劳役般的生活，然后回到家中，回到我的小房间里玩我的玩具士兵，玩打仗游戏。
在这段时间里，读书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我九岁半时，父亲送了一本《金银岛》给我。迄今为止，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如饥似渴地读这本书时的兴奋和喜悦。
曾经有一次，我的老师发现我作为班级里的差生，居然读一些与年龄不相称的书，非常生气。为了纠正我的“坏习惯“，他们想出了很多对策，但我始终没有屈服。
我不会去学自己觉得没有理由学，也没有兴趣学的东西。
在12年的学校生涯里，我只认识了一些希腊字母，从未学会写一句拉丁诗句。尽管父母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为我提供学习的机会，老师也尽心尽力地督促我，我却愚蠢地浪费了这些难得的机会。为此，我无法原谅自己。
我想，如果老师没有让我枯燥地学习拉丁文的语法和句法，而是引导我通过这些古典语言的历史，以及这些民族古老的风俗习惯来学习的话，我也许会学得稍微好一些。
3
同情和有爱，让我安分守己起来
在圣·詹姆斯公学学习期间，我的身体状况一直很糟糕。后来，我患了一场重病，不得已，父母只好把我接回家。当时，我们的家庭医生——著名的罗布森·罗斯医生正在布赖顿实习。他觉得我的体质非常虚弱，必须由他精心照顾。因此，在1883年，我转到布赖顿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由两位女士创办，学校费用也不高，但是比圣·詹姆斯公学小一些，对待学生没有那么严厉。
虽然学校不如之前那所学校豪华，条件相对简陋了些，但是，这里有圣·詹姆斯公学所没有的同情心和友爱。
我在这所学校里待了3年，尽管我差点因为双叶肺炎死去，但因为当地怡人的环境和清新的空气，我的身体渐渐变得强壮起来。
和早先的学校生活比起来，在这所学校的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在这里，我可以自由地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法语、历史、令人热血沸腾的诗歌、骑马课和游泳课。
在艾弗雷斯特太太的影响下，我非常偏爱低教会派的信条。有一次，我因此而处于了非常尴尬的地步。我们常常去布赖顿的一座王宫附属教堂做礼拜，教堂里的人把我们学校的学生安排坐在南北向的教堂长椅上。诵经时，大家必须把脸转向东面。我想，艾弗雷斯特太太一定会觉得这么做太循规蹈矩了，因此，我依然直视前方，以这种方式表示对此事的反对态度。我知道，我已经引起了“轰动”。回到学校后，校方却未提及我的行为，这让我很失望，因为我已经为此做好了献身的准备。我期盼下一次做礼拜时，我能更加明确地表示我的信念。遗憾的是，再次去教堂做礼拜时，教堂里的人把我们安排坐在朝东的长椅上。如此一来，背诵“使徒信经”时，我们根本不用动了。我很清楚，假如我把脸从东方转开，那就显得太无理取闹了。
就这样，我无奈地成了一个安分守己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