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这两位女士在经过周密的思考之后，巧妙地处理了我的那些胡思乱想。她们的心血得到了回报，因为没有受到抵制，也没有受到虐待，我心甘情愿地皈依了正统的观念，变得非常大度和宽容。从此之后，每次做礼拜，我就安分守己，不再捣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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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每场考试都以失败告终
步入12岁那年，我的生活无处可逃地被“考试”的阴霾笼罩了。因为这些考试将决定我接下来的7年学生生活，不能不说是对我的一次重要考验。
为什么我不喜欢的那些科目偏偏是主考官们最心爱的呢！主考官们偏爱数学和拉丁文，我却只喜爱诗歌、历史和写作。主考官们的意愿总是更加权威。非但如此，在面试的过程中，他们总是问我不知道的东西，我知道的，他们什么也不问。看起来，他们似乎在想方设法地揭露我的无知，我多么想展示自己的博学多才啊。
正是因为这样的局面，导致最终只可能出现一种结果：我的每一场考试都以失败告终。
为了进入哈罗公学，我参加了极其严格的入学考试。校长威尔登博士慧眼识珠，更多地考察了我的综合能力，而并没有纠结于我的拉丁文作文。要知道，我在拉丁文考试中交了空白卷，因为试卷上的问题我一个都不会。
首先，我在试卷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接着，我在试卷上写下了试题的编号“1”；最后，经过反复斟酌，我在“1”的外面加了一个括号，所以就成了【1】。除此以外，我什么也做不了。我瞪大眼睛，苦苦地煎熬了两个小时，直到当好心的监考老师把我的考卷收走。威尔登博士之所以断定我有资格进哈罗公学上学，正是因为他用心地考察了那些能够证明我学识水平的成绩。对于他的赏识，我只能以他有通过现象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来解释。
我很崇敬他，因为他不像大多数教育工作者那样以卷面的分数来评判学生。
最终的结果是，我进了低年级最差的一个班。其实，这全都是因为我在全校名列倒数第三。不过，排在我后面的那两位同学只上了几天学，就因为疾病或者别的什么原因相继退学了。
和伊顿公学相比，哈罗公学点名的方式完全不同。在伊顿公学，男生们成群地站在一起，点到名时，必须把帽子举一下；在哈罗公学，男生们排成一行站在操场上，点到名时，学生顺次从老师面前走过。我有点厌恶地感觉到自己的位置非常卑贱，因为这种排列不断地提醒我这一事实。1887年，我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依然活跃在证界的最上层，尽管他刚刚从院领袖和财证大臣的职务上辞职。
很多人聚集在学校的台阶上，当我走过时，他们总是无礼地说：“怎么？他居然是最后一名！”
我在学校的处境很尴尬，即便如此，我还是继续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因为长期在差班里待着，和那些聪明的学生比起来，我反而获得了更多的优势。
在老师眼里，我是一个只会学英语的笨学生，因此，我只需要牢牢记住一般英语句子的基本结构就行了。几年过去，和那些曾经因创作辛辣的希腊讽刺诗和优美的拉丁文诗歌而获奖、现在必须依靠普通的英语开拓事业或者工作的同学比起来，我获得了极大的优势。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很支持孩子们学习英语。首先，我会让所有的孩子都学习英语；然后，再让那些学有余力的孩子们学习拉丁语，为自己增添荣耀。当然，他们也可以学习希腊语，假如他们以此为享受。我的原则是，他们必须懂得英语。
在学习方面，我始终滞留在最低年级的水平，然而我却能在校长的监视下把麦考利（编者注：1800-1859，英国著名的证治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古罗马之歌》、《英国史》等）的1200行的史诗《古罗马之歌》流利地背诵下来。为此，我还获得了全校的优胜奖。
这不是很奇怪吗？我总是徘徊在学校的最低年级里，却又非常顺利地通过了军队的征兵考试。很多名次远远领先于我的人都没有通过，所以，我这次的考试结果显得那么出人意料，或者说是不可思议。其实，我只是运气好而已——在考试中，有一道题目要求考生凭借记忆绘制一张某个国家的地图。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把地球仪上所有国家的名字都写在纸条上，然后放在帽子里开始抽签决定记忆哪个国家，最终从其中抽出了“新西兰”。于是，我不再关心其他任何国家，而是竭尽全力地把新西兰的地理状况熟记在心。简直难以想象，第二天打开考卷，我看到的第一道题目就是：“绘制新西兰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