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在工地干了两年，家里的债也还了一半。他终于不再每天面无表情，偶尔也会回应其他工人的玩笑话。14年春节，他买到了凌晨火车的站票，给母亲带了点莱州的特产，准备回家过年。在两个月前，父亲执行了死刑，赵勇没有来得及去看他最后一面。在得知父亲死讯的一瞬间，赵勇突然有些释然了。“就好像压在身上的担子突然变轻点了，可能这句话听着很不孝，但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说完这句话，拿起木桌上的搪瓷杯子想喝口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后，还紧握着杯子，用力到大拇指的指甲都有些泛红了。我起身去给他倒水，屋子很小，很容易就能看到水壶在哪里。伴随着水倾倒出来的声音，我听见他低声说——仿佛这样就只能他一个人才能听到似的：“我一直把我爸当成秘密，从来都不提。后来我意识到，伤疤不能一直捂着，只有揭开它，才能好的更快。”
除夕一早，赵勇到家了。家里好像遭了小偷，门锁有被撬开过的痕迹。他有些害怕，但想到家里没什么可偷的东西时，又被自己一瞬间的想法逗笑了。他推门进去，院子里好像很久没有打扫过了，杂草丛生，赵勇隐隐有些不好的预感，这一切在看到桌上的纸条时全部得到了验证。“对不起，妈妈走了。”只有这七个字，落款是在两个月前。
赵勇觉得自己没有很惊讶，他甚至有点理解母亲。这个不到四十岁的女人，不想把一辈子耗在所有人都避着她的村子里，不想一辈子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里，所以她选择了离开。他只是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不把他带走，“是觉得他累赘吗？是觉得带着杀人犯的儿子很丢人吗？是他做错了什么吗？”这些疑问，成了赵勇的噩梦，直到四年后的今天还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时隔多年，赵勇已经不再埋怨母亲了，他只想要一个答案。
看到卧病在床的奶奶的那一刻，赵勇就知道，他暂时没办法再走远了。他在离家不远的小型面粉厂里找了份洗麦子的工作，边工作边照顾奶奶。
我去看望赵勇奶奶的时候，她正坐在床上听相声，十月份二十多度的天气，她盖了两床杯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她很瘦，穿着暗绿色的上衣，头发已经花白了，看到陌生人的到来有些警惕地坐直了身子，直到赵勇说我是面粉厂的，她才慢慢放松了下来。也许是平时没什么人说话，没多久她就拉着我的手说赵勇从小到大的事情了。我走之前，她拿了一包钙奶饼干塞我手里，说：“我没摊上好儿子，摊上了个好孙子，勇子从小命苦，但他是个好人，你不要排挤他。”面对着老人的请求，我心里颇不是滋味，只得连声应好，又收下了饼干好让她安心。
几年的经历让赵勇学会了苦中作乐，他把自己工作的地方戏称为“杀人犯家属俱乐部”，原因是这家面粉厂的大部分职工都是杀人犯家属和曾入狱的人。可能怕引起误会，赵勇又解释道“只是私下这样说，因为我喜欢看《搏击俱乐部》这部电影，不是觉得做杀人犯家属很光荣。”相较于几年前，他变得小心翼翼了许多。
我不得不承认，当赵勇提出要带我去参观一下的时候，我有些害怕了。即使我清楚地知道犯罪是个人行为，犯罪行为与他的家人无关。社会上的很多人也许清楚这些道理，但仍会选择尽量避免与罪犯乃至罪犯亲属接触，或许因为这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
面粉厂空间很小，我进去的时候，几乎被呛的喘不过气来。逼仄的空间里十几个人在工作着、装卸、运输、操纵机器。和赵勇一起洗麦子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女生，叫孙静。她的母亲捅死了家暴的丈夫，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父亲的家人视她为仇人，母亲的家人也跟她断绝了关系。她辗转了很多地方，才在这个面粉厂安定了下来。“在这儿有种归属感，不会有人歧视我。”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笑：“我们都有要等的人，也会互相鼓励。”“可惜赵勇没有要等的人了。”
虽然和面粉厂的人情况有些不同，赵勇还是很受这些人喜欢。因为年龄最小，心眼又不坏，肯吃苦，所有人都把他当弟弟一样照顾。参观完之后，又多了个“赵勇好朋友”头衔的我被热情地留下吃了大锅饭。临走时，我对他们说了句对不起。为我对他们恶意的揣测、为我没有水旜口的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