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忙碌的工作中一天天过去，赵勇还是没有放弃想当兵的念头。没有人教他怎么做，他就借了面粉厂朋友的手机，用着2G的网焦急地查着，总算知道了大概的流程。他不敢在网上报名，怕被骗。2016年6月，年满十八岁的赵勇去了镇上的办事处，填写了兵役登记表。进行了初审体检。接下来的好几天，他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消息，以至于工作失误，被厂长扣了一周的工资。在他看来，这是唯一能改变他命运的途径了。五天后，通知来了：体检合格，证审不合格。
赵勇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会因为父亲犯法而当不了兵。接下来的很多天里，他每天都会去县里询问，县里的回应是：法律这样规定的，我们也没有办法。
法律确实是这样规定的。《征兵证治审查工作规定》第八条规定：家庭主要成员、直接抚养人、主要社会关袭斏员或者对本人影响较大的其他亲属，有被刑事处罚、开除當籍、开除公职或者有严重违法问题尚未查清，本人有包庇、报复言行的；家庭主要成员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本人不能划清界限的，都不得征集服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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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规定全都有“本人不能划清界限”的限定条件，现实中的界限却比法律要严格得多。如果直系亲属触犯八大罪，你就无法过证审，也无法服兵役。士兵处在服役期间的，如果直系亲属触犯八大案，有期徒刑的，服役期满不得继续下一级服役，无期或死刑的，调离关键岗位，当年退伍。即使多年来一直有专家质疑，现代法治理念要求个人法律责任只能由自己承担，不能让其他人来承担。纠结于报名人是否有一个干净的证治出身，并因为他的亲人违法犯罪就歧视他，其实是在以证审的名义制造身份歧视。但现实中的情况并没有丝毫改变。
赵勇还是不能理解、也不愿意相信自己从此与当兵无缘了。去报名当兵的前几天，赵勇跟面粉厂老板请了一星期的假。距离假期过去已经半个月了，他还是没有回去上班。他跟四年前的那个晚上一样，在自家院子里蹲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赵勇决定去起诉，但他不知道能告谁。是要告法院吗？还是告征兵处？还是告他的父亲？他没办法了。他放弃了。
面粉厂的朋友和奶奶都不能理解他的执着，在他们看来，有份能挣钱的工作就很好了，为什么非要去当兵？去起诉更是无稽之谈。可对于赵勇来说，他拼命地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想逃出这个村子，就是为了摆脱“杀人犯儿子”这个头衔，为了过本来该属于自己却被一桩杀人案而改变的人生。但是没有人这样想，同学、老师、工友、亲人不管是出于好心，还是恶意，都在不停地提醒赵勇他的身份。“我一直在努力追求和我爸不一样的人生，但每个人都想知道杀人犯的儿子是怎么面对他爸的那些罪过的。”说这些的时候，赵勇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起伏：“我也不怪别人了，他们躲着我我也能理解，都是命。”
赵勇几年来总是在做一个梦，梦到自己处在一张逃不出去的网中，他的挣扎跟努力全都是徒劳，时刻饱受煎熬却无法逃脱，只能看着自己一点点被这张网吞没。
他现在已经是面粉厂的“老人”了，换了份操纵机器的工作，稍微清闲了点。“就这样过一辈子了，也没啥好说的了。等我奶奶不在了，我就去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住。”他抬起头，露出了见到我以来的第一个笑，说准备攒点钱，明年去北京旅游。“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天*安门升旗，那些当兵的，步子走的真齐啊，真想亲眼去看看。”
他又问我：“哎，你住北京，北京好看不？”
我眼睛突然有点酸涩。
“好看。”我回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