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下旬的一天，容国团从国外比赛回国，当他踏进熟悉的训练馆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昔日生龙活虎的练兵场如今堆满了杂物，乒乓球桌被竖在一边，上面布满了灰尘，带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到处张贴大字报，空气中充满了不安的味道。红卫兵认为国家乒乓球队是修正主义的产物，因为所夺取的7个世界冠军奖杯都是资产阶级冠名的。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迅速席卷了整个中国，贺龙元帅被打倒，乒乓球队也被裹挟了进去，徐寅生、邱钟惠等一批顶尖高手都被列入了被批斗的黑名单。很快，关于容国团的各种说法也甚嚣尘上，容国团的妻子黄秀珍回忆说，按照当时的说法，运动员成绩越好，夺取冠军越多就越反动。这对容国团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因为在他看来，作为运动员就是要夺取冠军为国争光，怎么现在为国争光成了最大的罪过了呢？
另外，容国团在香港的成长经历也惹来了麻烦，特务嫌疑的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一起落难的还有他的好友，同样从香港归来的国家队主教练傅其芳以及北京队主教练姜永宁，三人被隔离审查。面对造饭派砸烂一切的疯狂举动，容国团十分迷惘。当时，第30届世乒赛开赛在即，他与队友起草了请战书，希望以行动证明自己。然而不仅请战书石沉大海，更大的风暴却降临了。
从1968年5月开始，体育界要进一步清理队伍，要求容国团写检查，质问他为何要写请战书。这就意味着容国团出国比赛的可能性已经丧失，对于以乒乓球为职业的容国团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不能打球的容国团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噩耗接二连三地传来，两位与他一起从香港回来的好友傅其芳和姜永宁相继自杀，两人的死对容国团打击甚大。那段时间的容国团十分迷茫，他不断询问自己的队友邱钟惠:“你觉得我们有错吗？”，得到的是否定的答复，两个人绞尽脑汁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会有错。
1968年6月的一天傍晚，容国团走出了幸福大街9号楼的家门，这天晚上，照例有批斗会，但是他却没有参加。他离开了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以及年迈的父亲，走向了离家不远的龙潭湖……从现场的“大前门”烟头判断，容国团在龙潭湖边至少徘徊了两三个小时，但是后人已经无法知道此时的他内心正经历着怎样的痛苦挣扎，最终，容国团的生命定格在了这一天，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就这样陨落了。
在留给家人的遗书中，容国团这样写道:爸爸、秀珍、小秋:我要连累你们，真是罪恶，咒骂我吧，痛恨我吧！永远忘记我吧。容国团死前，一共写下了三封遗书。除了留给家人的以外，其余两封分别写给了当时国家体委的造饭派和革委会。信中写道:“我中贺龙修毒太深？！我爱面子甚于生命！我历史清白！最大的错误是两次站错队！不要怀疑我是敌人。向毛主席请罪！”
容国团的妻子黄秀珍说:“他这一生就是为乒乓球而生的，乒乓球没有了自己也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然后直到今天，容国团的一些队友仍然无法理解他的死亡。他的队友邱钟惠始终认为容国团是他杀而非自杀，她说:“我了解容国团，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不会那么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她还对容国团留下的遗书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她认为以容国团的坚强个性，不会留下这样的悔过遗书。她坚信，容国团没有错，容国团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依然从香港回到内地没有错，为祖国夺取世界冠军也没有错，因此他也就没有必要认错，如果真是认错了，那也就不会死了。
容国团死于“文革”最为疯狂的年代，他的死是否另有蹊跷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历史最终还给了他清白，1978年6月23日，在容国团去世整整十年后，国家体委召开大会为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平反。悼词中是这样评价容国团的:他为加速提高我国乒乓球运动技术水平、为培养年轻一代乒乓球运动员贡献了必胜的精力……容国团同志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