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放下书包的第一时间，我打算去找强子哥。我想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他知不知道开除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记入档案，意味着不管你转学、休学、退级都不会有学校肯接受，除非你离开这个县城，但这对陈叔和陈婶来说根本不可能；想问他知不知道大家对他寄予了多大的希望，那个从小机灵可爱，活泼灵动的他，那个青春洋溢，阳光帅气，懂事有礼的他，是我多大的希望，我希望从这艰苦的高中走出，我希望同他一路走下去，我希望......那说要陪我一起上高中考大学陪我一路走下去的话，还在耳边回荡。而这一切，仿佛全被这场无声的大雪覆盖掩埋。
妈妈拉住了我，她说家里都知道了，陈叔让他跪了一天，家里发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去活动，陈叔跑遍了教育部门和县城仅有的几所高中，没有用。派出所都备案了的，没有学校愿意接收。强子哥也已经不在家，陈叔跑断脚也没结果，又气又恨又觉得丢人，把强子送到村里的包工头家，让他跟着那人到很远的一个城市去守工地了。
那晚，我哭了，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我只是隐约觉得，有一种我觉得一直属于我的东西丢了，再也不会有了。那种并不撕心裂肺的隐隐的痛，从那天起，一直伴随着我。
过年的时候，我去了强子哥家，可强子哥避而不见。陈叔陈婶除了在我面前心痛地数落他的不懂事外，也略想尴尬。因为之前，他们也不止一次人前人后地夸我，也半开玩笑地说过等我们再大些就去找我爸妈提亲。而今，原本很亲近的人，却只剩下尴尬。
后来的故事，成了我一个人的。
我考上了大学，去了另外的城市。强子哥依旧跟着包头工在工地。从此两个人成了两条路上的陌生人。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微信的年代，我们“没有了联络，后来的生活，我都是听别人说，说你怎么了说你怎么过”。听说强子哥后来学了水电安装和装修的手艺，也算有了门可以安身立命的本事。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春节，强子哥结婚了，新娘是位邻村的姑娘，听说人挺好的。借着几个小学同学的撺掇，我们聚到了一桌，参加了他的婚宴。在闹哄哄的宴席上，看着那张本来很阳光的脸，我已有多久未曾再看到，而今也已不再阳光，二十四岁的年纪，我却未看到二十四岁的强子哥，那眼神依旧清澈，却读不出任何语言。同学们调侃着他，他脸颊泛红，有些窘迫。我望着他的新娘，那个邻村的姑娘，她一定也和我们读过同一所小学，不知她是否听过身边这个男人的传说，她是否认得，这个曾经跟在这男孩后面被他护得人尽皆知的小米粒。我远远地冲着强子哥送上一个微笑，然后将杯中酒一饮而尽，不需要祝福，他知道我什么也说不出。我们都曾想要再跟对方说些什么，却在生活车轮滚滚向前的碾压下，再也没有说的机会。我们欠一个解释，却也再不需要解释。
他的故事，在固有的版本里尘埃落定，却留我，一人深陷内心沼泽。
世俗的生活里，所有的曾经都被认为是孩童的天真，又该从何说起？强子哥结婚了，我的强子哥，曾经天真地以为可以一直让我跟着走的强子哥，早已拐弯，走出了我的生活。我选择了背井离乡，到了很远的南方都市。在离那个小村子无比遥远的地方，一个人无数次地在梦里，梦到那个高中的楼梯口，梦到他对我说着话，然后我转身离开。等我回头，却再也找不到他。无数次的梦里，我在焦急的寻找中醒来，在拥抱他的惊喜中醒来。醒来是深深地痛心、遗憾和自责，如果当时我能给他多一点亲近，多一点鼓励，多一点依恋，是否，可以让他不至于前程断送？是我太成熟？还是太不成熟？以致于一生别过？
28岁的一个冬夜，和今天一样的冷。我感冒着，加班到晚上十点半。走出办公室，在冷冷的冬夜，有点发烧的我，更是觉得冷得透心。整个人头重脚轻，找地方吃个宵夜的心情都没有，只想赶上最后一班公交，早点回我那个小小的窝里，好好睡一觉。车来了，人很多。城市里总是不缺加班的人，我勉强挤上车，一路站着。终于到站了，在车门打开时我一个踉跄，差点没一头栽倒到站台上。一双有力的大手接住了我，一股无比熟悉又无比陌生的气息，我尴尬地想站稳，抬头看到了那梦里无数遍出现的面孔。”强子哥？“我惊喜万分，顺势扑到了他的怀里，有些激动，也有些疲惫。烧晕了的脑袋甚至无暇去想是不是又在梦里。半个小时的公交站回来，我觉得我没有晕倒在公交上都是万幸了，此刻竟有个依靠，我如释重负。强子哥抚了抚我额前的头发，说”你发烧了！我送你去医院吧。““不用了，房子里有药。”他大概也感觉到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连忙转过身让我趴在背上，”我背你回去。”我顺从地趴在他的背上，一如十多年前那样，我没有尴尬，因为这么多年对我来说都是一样，什么都不曾改变，一切都在梦里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