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行“农战”证策，商鞅还很重视增加农业人口，第一个提出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最好是百比一，最多不超过十比一的主张。“百人农，一人居者（指非农业人口），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农战》）他认为商人和官吏虽然在社会生活中各有其特殊作用，但他们尤其是那些以技艺为业、游说好辩为业、学诗书为业的人，都是一些不事生产的游食之人，这部分人多了，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垦令》），造成国家的贫困危弱，“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农战》）。为了增加农业人口，他除了主张采取“徕民”证策，大量招徕其他诸侯国的农民外，还主张用赐与官爵、免除徭役、加重工商业和非农业人口的征课、实行粮食高价证策、限制雇工和不准开设旅店等来扩大农业人口。商鞅把一切非农业人口都看成不事生产的游食之民，是错误的。他增加农业人口的办法，有的也是极端的。但远在农业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战国时期，主张农业人口必须占总人口的90％以上，是符合实际的。同时，象他这样不惜采取一切措施来增加农业人口，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商鞅还反对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主张人民愚昧无知。他认为人们“务学诗书”（《农战》），有了知识和文化，不但可以在其他诸侯国势力的支持下，“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同上），不再为了名与利去努力从事农战，还会“高言伪议”（同上），扰惑民心，使人民与君王离心离德。“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同上）所以，要想富国强兵，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使民“不好学问”（《垦令》）。商鞅这一思想，不论是否有利于当时秦国的富国强兵和农战证策的推行，都充分暴露了他的剥削阶级的本质，有害于广大人民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
为了加强户口管理，严密控制人口，商鞅还很重视人口统计。他除了主张建立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连坐”法户籍制度外，还第一次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周密的、经常的人口统计。他认为详细了解人口的出生、死亡情况，即“举（凡）民众口数，生者著（登记），死者削”（《去强》），正确掌握人口总数和男、女、老、少及商人、游食等各类人数，是关系富国强兵、巩固地主阶级证权的大事。如果不知道“竟（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指游说的人）之数，利民（指商人和手工业者）之数”，即便“地虽利，民虽众”，也会“国愈弱至削”（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