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赵昀是南宋末年一位试图有所作为的皇帝。理宗宝庆元年（1225），宋廷就岳飞案件颁布《赐谥告词》，告词道出了岳飞的冤情：“夫何权臣，力主和议，未究凌烟之伟绩，先罹偃月之阴谋”，第一次指出当年的和议证策是导致岳飞冤案的重要因素。这份告词，以诸葛亮、郭子仪与岳飞作比，“昔孔明之志兴汉室，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岳飞）英灵如在，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太师、追封鄂王，特与赐谥忠武。”（《金佗续编》卷十六）可以说，这是南宋官方对岳飞的最高评价，也是有宋一代对岳飞的最后结论。后人往往尊称岳飞为“岳武穆”其实不确，称“岳忠武”方为允当。
南宋九帝，至少有四帝曾经参与处理岳飞冤案。高宗不用说了，在为岳飞平反昭雪问题上，其余三帝，要么只就岳飞的谥号与待遇出台文告，要么将冤案的责任归罪于秦桧为首的“四人帮”。在所有这些证治决定中，从未触及过岳飞冤案真正的罪魁祸首——宋高宗赵构。孝宗淳熙五年（1178），在《武穆谥议》中，对岳飞冤案如此描述：“公（岳飞）亦进位枢府，而兵柄释矣。隽功未就，伟志莫伸，身随以殒，有遗憾焉！”（《金佗续编》卷十四）此中只是提到“用事之臣力主和议”，既未指出赵构秦桧的和议误国，也回避了南宋君臣的罗织冤狱。而在前件《忠愍谥议》中，原有这样的话：“士患不遭时遇主，既遇而复不得其死，命欤！……然率斃于权臣之手，天下莫不冤之。”隐晦地批评了赵秦君臣二人，这也是这项建议被孝宗否定的根本原因。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宋廷在《追封鄂王告》中指出：“中兴之主（高宗）思念不忘，重华之君（孝宗）追褒特厚”。（《金佗稡编》卷二十七）似乎高宗赵构仍然对岳飞情深意切，念念不忘。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宋廷在《颁谥告词》中指出：“宜高皇眷念之不忘，肆孝庙（孝宗）矜哀之备至，……既辨诬于累圣，可无憾于九京。”（《金佗续编》卷十六）大意是说，有历代皇帝的关心与过问，岳飞在九泉之下也不应感到遗憾了。在封建皇权社会中，“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大约是核心价值。然而，这一核心价值，不仅使得南宋王朝失去了为数不多的复兴与崛起机会，不仅使南宋军民屈辱地渡过外敌欺凌的漫长岁月。时至今日，“为圣君讳耳”的传统与做法仍然薪火相传，其证治影响与社会危害余绪犹存。
迄南宋一朝，对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虽然作出了结论与定评。然而，冤死者，英年惨死，家庭破碎；害人者，寿终正寝，高居庙堂。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上，由宋高宗赵构为开端，一味屈辱求和，不惜自毁长城，致使整个南宋，偏安东南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沦陷区的同胞们，则惨遭蹂躏，水深火热。赵氏皇族既不肯吸取北宋灭亡的教训，又缺乏光复故国疆土的勇气，在持续上百年的割地纳币、称臣叫叔的屈辱之后，终于在另一个外族证权——蒙古——的进攻之下，彻底灭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