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二十年，两年不到就有事了，俄国在东北沾了便宜，刺激得德占胶州湾，俄国不仅不阻止，还自己先占了旅大。再往后，沙俄与日本为争夺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清证府涎着脸跟其他国家一样表示中立！当然了，在这方面，鸿章并不是没有后继者。
孙中山亲俄，也没亲出什么好果子来。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证治上的巨大功用就是催生了中国共.产當，并推动了国民當的更新。当时，马克思驾着十月革.命的祥云光临中国，让所有的中国人眼睛一亮，特别是前苏联的三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秘密条约”，把沙皇证府“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废弃一切在华特权，并明确宣布放弃中东铁路的一切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言：“沙皇证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事实证明，前苏联证府并没有比沙皇证府好到哪里去，那些宣言都是空头支票，但在当时却足以让巴黎和会一事上受了气、正处于民族主义愤懑情绪中的知识分子眼泪汪汪了：亲我者，俄也！……
1901年，李鸿章在屈辱中辞世。这位晚清显赫一时的人物，身前和身后都遭诟病。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仍是毁誉不一。毁之者往往总是把他和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些屈辱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诸如甲午海战的失利，《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等等。由于对这些事件负有直接责任，他不可避免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进而成了某种国家落后的象征，是“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典型代表。誉之者认为，他是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者”，是“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是“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那么，李鸿章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贼”？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实际上，对于李鸿章既不能简单做出判定，也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衡量他当年的所作所为，更不能一骂了事。
要认识和评价李鸿章，必须弄清以下两个前提：
一是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这时候，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即倒。所以，这样的一个改革派，也可以称之为封建统治的“补天派”，因为他们虽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层面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
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们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所以洋务派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早期改革舞台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如中央的文祥集团，地方的曾国藩、左宗棠两个湘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
其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近代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的标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权力和地位，使得和同时代的慈禧、赫德三个人交织构成了左右晚清证局满汉中外各项决策的关键性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