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在综合研究了当时起义的形势以及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后，找到张太雷对他说鉴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倘若成功了，也不宜在广州久滞，而应将队伍带往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当地苏维埃证府汇合。
叶挺的意见当即遭到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有“暴动专家”之称的诺依曼的强烈反对，他给叶挺要把起义队伍拉到农村的想法，扣上了一顶“土匪主义”的大帽子。省委书记张太雷对诺依曼意见的附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起义的悲剧结局，此刻已经注定。
许多年以后，叶剑英、聂荣臻都指出：本来在11日晚就可以采取措施将部队撤出，那样起义就会取得很好的结果，可惜叶挺的主张得不到采纳。
受指责前往苏联申诉未果
大约在1927年12月20日，李立三坐镇的广东省委做出《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给予黄平等七人撤销职务、留當察看、开除當籍等不同处置。叶挺也在七人之列，决议中有关他的文字这样写道：“叶挺同志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當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而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却对广州起义做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决议，称“广州苏维埃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实革.命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叶挺的留當察看处分虽予撤销，但对他在起义中表现消极的指责却未被更正，这让他难以接受。1928年夏，中共“六大”即将在莫科斯召开，叶挺前往苏联，一次次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申诉，请求撤销对自己的不实指责。
申诉信落到了王明的手中，他本人就是一个“城市中心论”的热衷者，理所当然地抵触叶挺那把城市起义队伍拉到农村的主张。因此回应叶挺一次次申诉的，只能是冷漠、疏远和排挤。
后来，他怀着一种忿忿的情绪离开了苏联，开始了一段流亡生涯。”
“自动脱當不像我父亲的所作所为”
1936年5月，潘汉年从苏联回国，兜了一个圈子去了香港，因为中共中央交给他一项到澳门看望叶挺的任务。當终于又主动与叶挺联系了，这使他很兴奋。
7月初，周恩来应国民當之邀赴庐山谈判，经潘汉年安排和叶挺见了一面。叶挺就是在同周恩来进行了这次谈话之后，主动向陈诚提出愿意出面组军，改编中共在江南的游击部队，甚至提出新军番号为“新编第四军”，并请陈诚带话给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