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的罪魁祸首就是苏轼，辛弃疾这些大诗人做诗词来赞美缠足的好处，缠足的美丽。
因为缠足是自发行为，不是皇帝下命令强迫的。那个时候诗词就是现代的流行歌曲一样，苏轼《菩萨蛮》词中有“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句，辛弃疾的《菩萨蛮》有：“淡黄弓样鞋儿小，腰肢只怕风吹倒”，这些描写生动的写出了缠足的美丽，导致了很多跟风少女学习，就这样流行了起来，那个时候你不缠足你就不好意思出门。
为了达到男权社会人们的审美观念，明清时代大批的无辜少女被迫缠足已期待能嫁个好人家。
高新伟在《中国古代妇女的非正常生活凄艳的岁月》一书认为,北宋之前妇女崇尚以小脚为美,男性对于女性痴迷程度仅仅流恋纤足赋予舞姿轻盈、体态婀娜,所谓缠足不过把双足稍加缠裹、比自然之足纤小一些而已。富效娼、贫效富观念深入民心,妇女的服饰风俗都是娼妓开风气之先,而流行整个社会。来自宫廷的缠足之分自然而然受到社会推崇。那么,南唐的缠足舞风极有可能传入宫廷,再渐渐流入民间。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著书写道:据他看来,缠足始于南唐,殊无足疑。文内列举南唐后主有宫嫔窅娘善歌舞,后主命筑三点六尺高台,窅娘以帛缠足,屈上作新月状,著素袜行舞莲中,回旋有凌云之态—这实在是后世缠足之起源。王冬芳一文《中国妇女缠足之始再探讨》说道;最初自己著书《迈向近代—剪辫放足》也采取通用之法缠足起源五代,此举实属未加考证姑且而用之,后经细细思考认为窅娘以帛缠足莲花台上舞,注重脚上功夫,脚尖与台面贴合,舞姿类似芭蕾舞,这纯属于宠妃邀幸杰作,与传统大众妇女缠足实现幼小人与体改造、四个脚趾折断并紧缠全脚相比前者纤足翩舞属于艺术范畴,迎合男性文化艺术心态,后者女性摧残身体,忍受折磨,为缠足备受煎熬,这并不是美的过程。
杨利剑在《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一文指出:“缠足始源何时何地难以确切考证,根据目前的文献资料以及学者的研究可以大致确定,缠足之风于北宋时期开始蔓延,在南宋时期流行起来,至明代大盛”。明清时期,缠足大受追捧,缠足与否成为衡量女性美的第一标准,不管官宦世家还是贫困百姓,妇女不可避免缠足。缠足之风从民族角度,由汉族妇女到旗人子女;从全国区域,呈现“北方盛行逐渐流窜到南方,汉民族聚居区辐射到周边区域”;从城镇到乡村,子女无论家庭富贵贫贱不缠足者少之又少;从社会阶级层次,上层社会家庭过渡到下层社会子女,缠足样式也趋于精致、极端。
事有源,必有因。社会习俗产生必定有着特定需求,环境铺垫。女性对身体自我改造传递出它的根源被束缚在男性心理,传统礼俗凌驾个体意识,无论缠足产生于何时何人,可以肯定:缠足对于女性身体的改变迎合着封建父权制度统治核心。缠足由最初宫廷舞女为了舞姿轻盈邀宠君王的资本到文人推崇之下“富效娼、贫效富缠足兴起再到社会对于小脚美极端讴歌、狂拜,女性无一不缠足到最后缠足在无法律制约下的约定风俗,女性一身难逃缠足之厄运。学者对于缠足起因大显文采,但主要围绕传统儒家礼教遵从。
缠足的习俗化过程中,透露着权势、财富意义。而且我们也能读出缠足也借助等级统治的力量确定了存在合理地位。杨利剑《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著书,缠足起因归属封建道德伦理,在等级制度与男尊女卑观念构建的父权制度之下,男女性别关系是其基础,“男女有别不仅仅是生理之差异,更主要体现于制度文化层面的差异,落实在社会生活的实践层面中,就是家庭体系内部的男主女从以及对女性的种种行为规法,如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缠足一定程度上不仅稳固了严格的父权等级制度,更强调了性格差异之下的男女有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