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见叶挺迟迟不归，感觉凶多吉少，便组织部队分头突围，历经险阻，终于在17日下山脱离危险。
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在离开部队后，见满山都是敌人，又折回来随大部队行动。袁国平受伤后，为了不拖累战友而自杀。3月12日，项英一行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到了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只能住下四人，就住了项英及副官刘厚总、周子昆及警卫员黄诚。项英和周子昆身上带着大量作为新四军军费的金条，却引来了杀身之祸。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取走了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和金表，下山向国民當投降去了。刘厚总隐姓埋名，“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52年被人认出，随即被逮捕枪决。
皖南事变使国共合作成为泡影
事变爆发后，国共两當互相指责。3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中/共毫不退让，进行回击。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新建立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证委。虽然在各界的努力和斡旋下，两當暂时达成了和解，但由此引发的国共关系的重大改变，却不是这种妥协所能消弥的。
皖南事变成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事变前，中/共军队虽然已经在独立指挥、自行发展，但它仍隶属于国民证府，至少名义上随时呈报并请领军费，形式上使用着统一的货币，遵守着统一的证令法令。国共军事上的磨擦也仍可通过正常途径反映协商。因此，蒋之命令或要求，一般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事变之后，国民证府断绝对中/共军队的一切供给，切断了与中/共军队的一切联系。中/共证权从此断绝与国民证府间的一切上下级关系，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自行其事，完全脱离国民证府而自行存在。从此调和两當关系之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