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也是个“三分钟热情”的人，那时他新买了打字机、油印机，想图个新鲜。他不会打字，宫府内的打字员正好是我们的远亲，溥仪就把他叫到缉熙楼上来看着他打字；溥仪用打字蜡纸在玻璃板上用复写笔抄的雍正上谕，再油印出来。溥仪也没长性，没讲几课，他就停了。
溥仪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雍正的《朋當论》。学《朋當论》不能白学，要用实际行动表示我们绝不结當营私，怎么表示呢？就要人人互相监视，对其他人的一言一行随时要向溥仪打小报告。我们几个学生其实都是同族宗亲，但到最后都变成了非公事不言，都怕给小报告；而我们这些学生，要对他无限忠诚，绝对不许说假话。后来有的学生年岁大了，结了婚，溥仪高兴了会问一句：“昨天回家和你媳妇……”学生也得如实回禀，不然就犯了欺君之罪。
溥仪的疑心重。他可能听了很多传闻，比如汪精卫到日本治病后死在那里，吴佩孚也在日本治死了，溥仪听了，总是害怕日本人安偷听或是害他。他那段时间比较苦闷烦躁，经常打我们出气。溥仪有一次得了痔疮，买了不少药，我那时还小，看到这种药很稀奇，随口说了句：“这药很像个枪弹！”这立即触动了溥仪的忌讳，“这不是咒我吃枪弹吗？”于是我狠狠挨了一顿板子。溥仪那时候没有生杀大权，我相信，如果有，他肯定把我拉出去毙了。皇上杀个人算什么呀？
在溥仪身边“不胜小心”——他喜怒无常，你真的是没法小心。有一次溥仪有点感冒，发了点烧，要避风。你在他身边看报，翻过来看另外一版，就这点风，也能让他“龙颜大怒”：“你不知道我在避风吗？用报纸在我身边扇风，是不想让我快点好吧？”于是赶紧趴在地上请罪、磕头。
以前我们对溥仪一概叫皇上，直到改造后才改口叫“大叔”。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提到了数百人，都用的真名实姓，但唯独我们三个“毓嶦”字辈的，他都给化了名，我在这本书里就是那个“小固”，至于为什么把我们“三小”用了化名，我还从来没有问过他。
“溥仪不是同性恋”
1937年初我到长春时，有一次溥仪在西花园东屋里举行家宴，他的弟、妹、妹夫们还有我们几个学生都参加了，我在这次家宴上第一次见到了“皇后”婉容：她特别瘦，脸上化了妆，烫了发，穿件绿色丝绒的花旗袍，旗袍的面料特软。
那天吃的是西餐，我们只顾低头吃，也不敢乱看。溥仪向婉容介绍了我，说“这是恭亲王溥伟的儿子”——如果论辈分，我和婉容的外祖父毓嶦朗是一辈。那时候婉容还可以出来参加宴会，溥仪的妹妹们有时也到她那边去。
那时溥仪住的缉熙楼是一幢两边对称的二层建筑，西半部是“帝居”，东半部是“后居”，有点老死不往来的势头。婉容的饮食起居由几个女佣人伺候着，还有一个太监，也是个大烟鬼，他们住在东厢房，有时偶尔靠近了东半部，就能闻见由门缝里飘出来的鸦片烟味，混杂了屋子里的各种怪味，实在是熏死人！
我第二次见婉容是在几年后的一天，我正随着溥仪上缉熙楼，刚上了一半，溥仪忽然朝对面一指，我一看，婉容正站在那边，蓬散着头发，穿着一件土黄色的睡袍，骨瘦如柴，满脸是鸦片烟灰的颜色，样子很是吓人。我也不敢多看，也不知溥仪作何感想。
在伪满洲国最后一周的日子里，苏联的飞机天天晚上飞到长春空袭，每一次空袭警报后，溥仪就带着后来的“贵人”李玉琴钻进防空洞，却从来没有叫过“皇后”婉容，看来在他眼里早就没有这个妻子了。
我想婉容的不幸，溥仪也有责任。关于溥仪，后来有很多传言，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溥仪不是同性恋。婚姻悲剧的根源在于他身体上的原因，其实写两个英文字母：ED，就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