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去长春之前，曾听父亲讲过，有一年他去长春祝贺溥仪生日时，正好遇到溥仪生父——醇亲王载沣，还有其他从北京来的清廷遗老遗少们。他们当然谈到了皇嗣问题。清宫自同治皇帝以后就再没生过皇子，那时候溥仪也正是壮年，这些遗老遗少们的希望都寄托于“今上”了。那时大家都认为不生孩子的过错在女人，所以想让溥仪的父亲出面劝溥仪再娶一房。据我父亲说，王爷听了大家的请求之后，又摇头又摆手。“知子莫若父”，当时我父亲哪里知道溥仪的难言之隐呢！
溥仪后来在长春又找了谭玉龄，谭玉龄在北京不过是个中学生，十七八岁，但我看见她时，烫着头发、丝.袜、高跟鞋，穿着很讲究的旗袍，完全是一副少奶奶的模样。吃饭时，我们陪着溥仪，而谭玉龄由溥仪的妹妹们陪着，男女不同席。
溥仪在回忆录里说谭玉龄的死，“对我至今还是个谜”，我倒觉得，谭玉龄究竟得的什么病才是个谜。很多人说谭玉龄的死是日本人害死的，我如果说谭玉龄不是被日本人所害，我也没有证据，但我可以这样说：如果谭玉龄不找日本医生治病，她当时的病情十有八九也要死。
谭玉龄死后，吉冈安直一直张罗着给溥仪找日本女人。我那时在溥仪寝宫的桌子上，看到过一些女学生们的相片，都贴在一份“体检表”上，大概有20多份，但我也不敢正视，只能偷偷瞥一眼。
过了一段时间，在原本为皇后设计的“同德殿”的二层，本来是空白，忽然摆上了一张双人床；有一天我从缉熙楼后门出来，见到穿着中式花衣的女孩子，正在接受消毒——就是往身上和脚底下喷石碳酸液，然后就去了同德殿。晚饭时，一个女佣向溥仪汇报“奴才小姐”今天如何如何；过了没多久，女佣汇报时，突然改口“奴才贵人”，我们明白，已经封李玉琴为贵人了。
溥仪纳了新贵人，也没见他的生活有何变化，我好像也从来没见过他在李玉琴的同德殿留宿，而且也没有和李玉琴一起吃过饭。溥仪高兴的时候，偶尔也讲讲李玉琴，说她现在也学会消毒了，比如有个苍蝇落在手上，她马上就用酒精棉球擦擦。这当然是溥仪“言传身教”的结果了。
不知为什么，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对李玉琴提得很少，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离婚的事也都删掉了。李玉琴后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过溥仪两三次，最后一次是下定决心离婚而来的，管理所特别破例留她在管理所住一宿，想帮溥仪做最后的努力。但留宿的结果，恰恰相反，似乎更促成了李玉琴离婚的决心。她从1943年进了伪皇宫到1945年8月两年多的时间，我只见他们分楼而居，不知是否曾真的同床共枕过。也许在战犯管理所的这一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我再见到李玉琴是20年后的事了。溥仪被特赦回北京后，当上了全国证协的文史委员会委员。有一次已在长春图书馆工作的李玉琴来北京，想见溥仪。溥仪那时还没有结婚，李玉琴早就又结了婚，孩子也大了。怕单独见面不太合适，就把我和毓嵒找来作陪。
那时候溥仪住在全国证协的宿舍里，我们陪着李玉琴去了。寒暄几句后，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和李玉琴坐在沙发上随便翻看画报，我突然想：这要在20年前，溥仪不把我打个半死才怪呢。
“末代皇帝”的最后
从1937年到长春，一直到1957年1月离开战犯管理所，我和溥仪一起整整20年。其中付出“十年铁窗”的代价，我这一辈子，算是为溥仪牺牲了。
从抚顺回到北京，大家和溥仪见面，但叔侄关系平平。1961年初，溥仪到了全国证协，我那时在大兴一农场劳动，每个月公休四天，进城回家，有时就去证协找溥仪，那时也没有电话事先联系，好在他和我一样都是独身，倒也容易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