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蒯大富，正在持操人生中也许是最后一件大事：社保。此事之难与当年落户深圳不相上下。用罗晓波的话说，每天干的事就是给这个写报告给那个写报告。抱着病躯，蒯大富不懈地往深圳各个能管着此事的衙门跑动，甚至直接找他那位同乡的市长申诉求告。在一份报告中他这样写，“我的后文/革时代的经历依然波澜壮阔，充满困惑、折腾，希望你们能特事特办，给我一个出路。”
2004年，蒯大富以投靠子女的名义将挂在山东人才市场的户口迁入深圳，属迁移而非调入，这就影响到社保问题，没有交满15年，也是一个妨碍，总之是条文罗列，多有不合之处。蒯大富想一次性补交完毕，好将此事了结，但社保局不同意，声称自己无权许可。奔波半年多，一无所获，一筹莫展。
“弄不下来，现在他一点招也没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罗晓波说着怪话，“他现在做的一些事是很不可思议的。给市长秘书发短信，说请市长担待一下，你的大恩大德我终生难忘。你看这种话都说得出来，以前都是踌躇满志的，根本不求人的啊。”
一个已经完成财富积累的家庭，怎么也会像普通工薪阶层那样为区区一份社保而执著纠缠呢？蒯大富承认这并不是由于日子过不下去了的缘故。他说自己只是想争取使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更加全面一些。“清华大学毕业几十年，最后连一个基本的老保都没有，说不过去啊。”
据他的了解，有一部分文/革人物的晚年得到各地的妥善安排，当年和他齐名的聂元梓，就争取到了相关待遇，处境不错。证府给她一套房，什么费用都不出，可以一直住到死，每月还发两千块生活费。住院治病，全部报销，且住的还是干部病房。相比之下，他心里就不免失去了平衡，“出监狱这么多年，到哪里都干不成，但不管怎样，跌跌撞撞踉踉跄跄终究还是走过来了，社保不给我们，那就有点过分了”。
有人建议他干脆设立一个蒯大富救助基金会，这种出格的做法他却是知道不能干的。这么多年过来，他已经具备了十分谨慎的觉悟，并不愿意让自己的行为朝向任何含有示威性质的方面发展，怕被别有用心的“境外反华势力”利用，闹出什么响动。
可是事情不能总没个下文，他还是得经常往衙门里活动。一次他去找社保局长递材料，局长在十二楼办公，坐电梯上去，那一层按键是被取消了的，不能停靠，他就改坐到十层，再走楼道步行上去，终于到了十二层，发现那层楼道也是铁将军把门，进入不得。在那之前，深圳社保局发生过相关官员被人锤砍事件，受阻于一道门的刺激，向来奉行宽厚谦和处世原则的蒯大富当即给那局长发去短信，“百姓与局长的联系被切断，我有点理解社保局官员为什么被砍。”
对于这样一个“大人物”，社保局方面知道也不好过于怠慢疏失。局长得到辞色不豫的抗议，专门抽时间请他过去做解释工作。可是真正的需要仍旧悬而未决。那天他回到家里，向罗晓波透露说，社保局表示在社保这件事情上委实爱莫能助，作不了主的，需要市里面领导的特别批复方可圆满了事。
当我离开深圳后，不久就接到了罗晓波的来信，将深圳方面有望特批解决她丈夫社保问题的消息作一预报。他们曾把自己叫做“上访户”，可是事情能够访出这样一个眉目，看来他们夫妇虽然地位过时，也不是全然无用，犹有活动能量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