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往昔的怀念与迷恋，可谓深到了骨子里面。他们公司里一位负责人说，对于自己的遭遇，蒯大富是“无怨无悔”的，当年他是热血青年，“就是为了毛主席思想而牺牲自己”，“他是一个忠实的信徒，只有中国才有蒯总这一类产物存在。”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蒯大富回去一趟。站在一堵关于文/革历史的展板前，这个曾经主宰学校命运的老人笑容可掬地留影纪念。那是他的凭吊。不管是发自内心还是故作姿态，他们这些人，总是愿意相信自己因当年信奉的纯粹而没有失足，仿佛一旦否定与动摇，此生亦将随之推翻，输得惨重
六
毕竟，北京埋葬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暮年的蒯大富，内心的“北京情结”依旧很深。
“他前两年还想在北京买房，憋着劲要回北京去。每年校友会他都去了。”罗晓波说，“他想回去，我不去，我说行，你自己一个人回去。去北京怎么活啊？”
蒯大富接过他太太的话头，“你本来在深圳也不工作。要在北京活下来，只要有房子就行，有钱的话就买个小房子。”
蒯大富对于北京岁月的缅怀，在罗晓波眼里之所以不切实际，不完全是虚言。时过境迁，木已老朽，可是风却不止。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蒯大富西装革履，别着荣耀的红胸标，高调在清华园露面，引发了不小的舆论反响，有人质问，“为什么一个文/革的罪人今天还能在清华大学那么受欢迎呢”？在此前后，他也到过不少次北京，会同学，见朋友，谈生意，看女儿，不过都不公开，低调来去，免生是非。这种情形，想定居北京便成了他的一厢情愿，连他公司里的人都为此作了毫无可能的结论，“回不去，有些人不愿意他回去，肯定有些私人恩怨，对他有影响。”
罗晓波不喜欢北京的理由，是认为那个大得离谱的地方人文关怀不行。这基本上是早年跟着蒯大富在北京惊皇失措、提心吊胆过日子所遗下的经验。1993年，他们夫妇尝试过重返北京，终告失败。那时北京海淀区准备在北太平庄兴办通讯器材一条街，经人牵线，决定将下海到了山东蓬莱的蒯大富引进，担任管理工作，大有改革开放新举措的意味。考虑到历史背景，海淀区事先与他约定，一合法经营，二不干证治。蒯大富满口答应。尽管当时有朋友劝说此事不靠谱，还是不要涉足北京地界，但他们夫妻一致乐观以为社会开放进步了，环境已改变，可放心大胆前往。就这样，北京方面专车将他们一家子接去，条件优厚，配给一套三室一厅带装修的房子，一台专车，专职办公室人员。
到北京一个月光景，风声突变。地方上似乎为了显示成绩，向上面报告了此事，“好像很了不起，说把蒯大富这样的特殊人才从山东挖到北京，肯定对我区开放工作能有相当大的促进。不报告没关系，一报告，形势就不对了，公司注册不下来。”罗晓波说，“听说是这样，‘要把蒯大富客客气气请出北京。’”
眼看要被扫地出门了，蒯大富还一门心思想呆在北京。不让当总经理、董事长他倒无所谓，心想去路边擦车、修鞋、开个茶馆，总应该可以吧，合计一下，一天没准也会有三百块钱的收益。但这只是空想。
风风光光地来，灰溜溜地走，那境地让罗晓波终生难忘，“走的时候就比较惨，都没来得及跟我们商量，就知会我们，你们必须离开北京，越快越好。老总和他太太又拿车把我们送回山东，街道上有家肉联厂，搬家时，来了十几个小伙子，开着装肉的冷餐车，把我们的东西一装，把门一锁，就走了，像逃难一样。”
败走京城，没脸见人，回到山东的蒯大富呆不下去，几经辗转，被同学拽到深圳去了。罗晓波不想走，两天后又带着孩子悄悄折回。孩子放到幼儿园，自己找了份工作，默不作声地呆了两年多。然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和她丈夫一样，性格中有高调爱张扬的成份，80年代下海后，他们就敢于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谈论自己的生活，蒯大富逢人好以“天下无二蒯”自命。在北京生活的罗晓波也是，因为接受了在杂志社工作的朋友的采访，文章登出，大出风头。此后单位受到压力，只好给她三个月工资，请她走人。老总在全体员工大会上说，“为了全公司人的饭碗，只好对不起罗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