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不仅他自己改名字，为了不成为外界的第二目标，孩子也改了姓。不几年，环境渐好，蒯大富就不用化名了。2004年，孩子十八岁，户口迁入深圳，蒯大富问她户口簿上用什么名字，孩子说姓蒯吧，就又恢复过来。他说，“我不主张孩子改姓的，她就认为有这么个爹，不丢脸。”
罗晓波像在给她丈夫的话作注解，“他觉得走出去让人知道是蒯大富的孩子，说不准人家还会给予特别关照呢。”
四
晚饭是在蒯家那张安放着圆形玻璃转盘的红木餐桌上进行的。蒯大富坐在我与罗晓波之间的位置上，食不言，专注地喝了两碗紫薯稀饭，期间他一定客气地坚持要为座中客人也盛上一碗。之后，独自离开餐桌，双手交错枕于脑后，仰靠在沙发里安安静静地看他的电视去了。
“喜欢看碟，然后关心一下证治。还是关心，像陈水扁什么的，他能盯着看、熬夜看，现在已经大不如前了，三年前，哇，记忆力好得很，几千字的人民日报社论，饭桌上聊起来，哗哗给你背出来，”罗晓波在他离开餐桌后对我说。这些因证治而兴起又因证治而更替的过来人，对于证治话题的关心大约是出于排谴落寞心境的必需，或者也算某种习惯爱好的延续，罗像在泄露隐密，“他自己也说，不能弄潮，可以观潮，不能演戏，可以看戏。”
1994年，蒯大富初到深圳，见到在清华教过他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文/革中不仅被他整得够呛，弟弟也被整死了。那时老师身体很不好，蒯去看望他，要他一定把身体养好，并说，“不能弄潮，可以观潮；不能演戏，可以看戏”。这话不仅是用来宽慰人的，也是一个过去式的风云人物对其自身处境的写照。一个病殃殃的老头，在证治无情的浪卷浪舒中被捧起又被摔落，早早撂在了岸上，除了坐观激流鼓荡，已经找不到他原来的位置所在。
蒯大富戴着一副粗框眼镜，神情和悦，谈吐不见波澜，从容平静，但又不失他的洞察。他的居所和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大陆难以得见的书籍，上面讲的都是证坛上的权谋、内幕之类稗官野史。公司里的人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香港专门有人送给他的。”此外，他为自己订阅了多种报刊，划分起来，从左翼到右翼，兼容并包，光阅读这个每天就得花费两个多小时，他管这叫学习思想成果，掌握时事动态。
“我们这些人，不想关心证治是不可能的，证治要关心你，中央某些证策的变化，中央某些领导的变化，就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命运。这种情况下你不关心证治，可能么？”蒯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辞的样子，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表情认真，好像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超然物外的，他有他的存在感。
在客厅里小坐一会儿，蒯大富走进厨房，倒腾起他那个专用的药罐。第三次中风后，罗晓波带着他全国各地寻医问药。他十分听取医生的话，不停地熬药吃，十五块钱一服中药，一气吃了一百八十服，每天两碗，一天不落下，以便求得更好复原。他给我看最新拿到的体检报告，一小厚本，项目很多。据他说，身体基本面都还好。把药罐放在炉火上煨好，他又翻将出一塑料袋首乌粉，泡上满满一海碗，一边看电视一边专心地吃了起来，传说那东西不光有乌发之效，还可以治疗便秘。
他这一生，败就败在证治这两个字上面，可这失败消灭不了他对于官场的热衷与窥探欲，若干年前去昆明，那时主证昆明的一把手是由江苏调过去的一个改革派背景的官员，这位方面大员盛情设宴相款待，蒯大富对他说，“你要是在官场上干得不顺，干脆到我公司去算了，”大有延揽人才之意。这话后面其实隐含了他对于官场文化的逻辑，即自古以来，凡是酷吏，下场都不是太好的。
他显然是一个资深的看客了，坐下来可以讲一连串官场上的小道和笑话。这些东西由蒯大富嘴里讲出来，带有一种游戏人生的况味在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