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晓波说,“现在这家公司的老总也说,等效益好起来,给蒯总每个月发点营养费。我说不用,你给他个办公室,我就挺感激了。因为他喜欢出去嘛,就有个办公室的感觉。”
三
深圳不只是吸引了蒯大富,很多早年在证治上失势的人,尤其是文/革人物一时都往这里栖息驻扎。这些人的涌入,据说曾引起当时深圳地方首脑的注意,纳闷于“怎么这些人都跑到深圳来了?”一度有风传地方上计划把蒯大富这样的人轰走。如此一来,蒯大富要想站稳脚跟,就不得不夹着尾巴,小心收敛一点。
94年甫一踏上深圳地头,港澳记者得知此讯,围追堵截,蒯大富否认了自己的身份,改名为“戴明”,以便避风头。可是出去跑业务,客户认的还是蒯大富的招牌,“戴明”其人名不见经传,无人熟识,他又不得不两个名字并用,往往“戴明”的名片发出去一盒,蒯大富的名片已经用了五盒。
名头太大,才到深圳就受到地方公安关注。第一次,电话打到公司邀他赏脸喝个茶,算是结识一下,交上了朋友。之后联系就频繁起来,隔三差五地吃饭喝茶K歌,就是不切入主题。嘴上不说,彼此也都心照不宣,保持友好。“他没有理由赶我走,我在进行商业活动,对深圳也是有用的,”蒯大富显然也懂得规矩,尽量安分守己,“你借人家这方土壤谋生,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合法经营,不干证治,而且我特别害怕公安、工商查,账特别清楚,税是一点也不敢不交,十五年我交了七百多万税啊。”
作为一个历史问题人物,2008年蒯大富要到北京谈一笔生意,正好北京开两会,深圳方面就派了一名警员随行,也不干预,也不盯梢,就让他去谈业务,完了跟着一道回去。甚至蒯大富身体欠安,他们还特别登门探望。一来二去,双方之间就产生了某类特别的“友谊”,蒯氏夫妇总说他们工作非常“人性化,水平很高”。在这种交往中蒯大富也看得明白,“深圳干部的观念也变了,你做生意赚钱,我不管,你有事做,能养家糊口,也就不捣乱了,正好符合我的要求。”
公安局的朋友对他明确坦承,从完全法律意义上讲,他是行动自由的人,而公安部门对待他的方针,就是“给你创造一个挣钱的好环境,但是必须切断你和国外、港澳不必要的联系”。在这一点上,蒯表示接受。我们到访那天,因为一些右派人士拟到深圳开笔会,想约见蒯大富,公安局的朋友建议他不去掺合,他答应一定配合
“我知道哪些可以干哪些不能干,我明白自己的角色。我多大年纪了,六十多岁了,还能有什么?”不只是他自己这样认为,就连公司里的年轻人都看得清楚,蒯已经过了他的黄金期,对现在的人已不具备什么号召力与影响。但蒯仍不忘表忠心似地说,“我蒯大富永远是共/产/當的贴心人,我肯定是维稳的力量,我希望社会稳定快速发展,不希望这个社会乱的,社会乱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不要说碰证治,就是他们家所在的小区,因为物业公司侵犯了业主利益,业委会与之发生争执,闹得不可开交,找了蒯家多少次,叫他们也参与维权,他们从来是躲开不去。“我不介入任何群体事件,避免任何是非,因为遇到过的波折太多了,”罗晓波的口气,显得犹有几分余悸未消。
香港有家左倾的电视台,和蒯大富很熟。前些年,几次三番想做他的访问,都没有成功。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他们说,“我说的你不敢播,你让我说的我又不想说,你说我上你节目干嘛?你也别为难,我也别为难。”
保持低调,即意味着蒯大富要对其喜好于社会交际与活动的秉情予以压抑,多有不适应。有时候他也对这样的生活抱有怨言,“凭什么要让我低调呢?因为我曾经的过错,坐了十七年牢,还要怎么着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