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蒯大富这一代从清华园走出来的人，从证是大多数人必走的路子，其中亦有后来登上了国家领导人座位的。而他的辉煌，却只终结于1968年的22岁。多么光彩的年华，夺目而虚幻，只维持短短两年，便没有任何可以延展的余地和空间了。不能博一个衣冠终身，唯一适合他的解释只能是时运不济，命不够好。他身边的人，都说他不幸而成为证治游戏的走卒玩偶，他被命运之手蓄意点中，不知死活还兴高采烈地蹚进了一滩不该蹚也蹚不好的泥泞，好像最后也只能用他的憋脚的牺牲与收场来支撑那段提前被设定好的戏份。
往事历历，烟云难消，就像那向人说道天宝遗事的白头宫娥，总也忘不了里面也有自己参与的几句台词、若干片断。悲哀就是这样，幕布拉起那一刻，事实上他竟一直在卖力地跑龙套，却被人，连同他自己误会是在独挑大梁唱主角。
在罗晓波那里，对她丈夫有各种各样的情感色彩浓重的判定式称谓，比如走狗、打手、可怜的悲剧人物，被卸磨杀驴的人等等，这都是背着蒯大富私下里提及的。蒯大富那时候坐在客厅里，与餐桌相距不远，也不知道他是听见了还是故意装聋作哑，总之我怀疑这些字眼听起来对于当事人的心理会产生刺激，但罗晓波就是口没遮拦，一点也不顾忌。她丈夫当年在证治上的表现之极端幼稚，在她眼里简直是件彻头彻尾的蠢事。她说他充其量只是个证治爱好者，并不具有什么证治智慧。
数十年之后，蒯大富常与文/革时期的那批人聚首。那段岁月是他们之间永恒的私房话题，听他们讲故事听多了，罗晓波从中也听出一些道道来。其中一件事让她印象深刻：1968年7月，毛主席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试图接管乱糟糟的校园，要求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交出武器，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蒯及其手下拒不听令，武力对抗。失败后，蒯匆忙逃出，跑到西单的邮电大楼要向中南海发电报，说什么清华“井冈山”正在血泊中，向毛主席呼救。救兵非但没搬来，自己还落了个束身待罪的局面。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五大司令，蒯大富还感到激动和委屈，抱着毛主席失声痛哭不已，说不知道是谁派工宣队去攻打红卫兵。毛当时说，你要抓黑手么？黑手就是我。
“人都是毛主席派来的，还向毛主席呼救，你说他有什么证治智慧啊？反正我听着就跟听个笑话似的。”罗晓波不停止她的冷嘲热讽。她意识到是她丈夫那种年少轻狂的风格将他推到了舞台中央，他那么地爱凑热闹好出风头，天天在学校刷大字报，与人展开辩论，她把这称为易于被发现和利用的性格缺陷，以致最终吞没了他自己。
蒯大富看自己的历史投影，却有不同心境。过了耳顺之年，当年那场剧烈风浪差点把他活活葬送，他都不认为自己上了当受了骗，利用这个词，根本提都不用提及，他不相信有这回事。理由简单，当年社会对领袖崇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无人能脱出这一个局限，年少的蒯大富内心也只有狂热没有其他。忆得当年，被毛主席接见，那种欣喜欲狂，无以言表，其荣耀感犹如被神圣摸顶一般，“无比信仰，发自内心”。在这个背景下，舆论上讲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复辟，号召保卫江山，蒯大富是真信的，“我就不能答应了，你走资派，我们当时很自觉就要跟他们拼命了。当时说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基本上就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二十多岁了，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嘛，证治意识还是有的，我不认为是被利用。”
与这话相呼应，在蒯大富的办公室里，至今还摆放着许许多多与领袖有关的资料、书籍、影像，翻阅一过，其中一副照片颇有意思，是被PS过的蒯大富与毛主席的合影。事先他单独在户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将旧照片中坐在藤椅中独自休闲的毛主席人与椅全部抠出来，经过技术处理，置于他的身前。这样一来，蒯站在毛主席的身后，目光喜悦而坚定地一起合影了一次。只是四周的环境过于现代，与主席古朴的衣着打扮不相衬托，一望即知有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