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晓波至今还保存着那份惹事的杂志。
那时蒯大富在深圳，已能负担家中生计，但是失了业的罗晓波带着孩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常常找不到栖身之所，房东怕和他们这种人沾上边儿，都不愿意租房给她，熟人同学也不敢与之接近，几经流离，最后才到深圳与蒯大富会合。这经历让罗晓波讨厌透了北京，“有一阵子，好几年我都不去北京，同学聚会也是，不心酸肯定是不可能的。”
烦恼的事情不只是在关于对待北京的态度分歧上，自从她选择与蒯大富结合，烦恼就没有休止过。正如蒯大富在婚前提醒她的那样，要对今后的各种客观际遇“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虽然一口应承，但现实生活的持续检验，说明她在这方面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应付，多少有点吃力和摇摆。
“几乎一直生活在压抑、无奈的气氛中”，罗晓波这样描述他们的生活，“太麻烦，太无聊了。我嫁他是真没想到这么麻烦，要知道我还真不嫁，绝不蹚这趟混水。”
七
生活的考验，都呈具体而细微的关口。90年代一家人在深圳团聚，户口却是分散在外地。孩子要在深圳上高中，夫妻俩想将之送到最好的学校就读，可是这件事涉及到户口问题，关系全部走不通，孩子连入学考试的资格都争取不到。
在深圳落户，简直难于登天，申请每每石沉大海。无可如何的罗晓波，悲从中来，当即在办事大厅里哭开来。办事人员好心告诉她，如果表格中不填蒯大富其人名字，应该没有问题。这么一来，就想办个假离婚。蒯大富坚决不能同意，视此为晚节不保的耻辱，“为了孩子上学，你非逼得我离婚？不进就不进，不然我就等于在向黑势力投降。”
小小户口并不在蒯大富眼中。这让罗晓波异常恼火。去学校开家长会，校长在台上念文件，说明没有户口不能上哪些学校。火烈性子的罗晓波当即冲到主席台复印文件，带回家甩在蒯大富面前，让他在残酷现实面前清醒清醒。犯了倔犟脾气的蒯，谁劝也没用，最后孩子以不读书相威胁，“清华的爹，北大的妈，有何用”？蒯才软了下来。2004年，法院发出裁定书，同意他们导演的这出“感情不和”的离婚。很快，罗晓波和孩子在深圳顺利落户。
茫茫如丧家之犬，吃苦纠葛大半生，这生活对于夫妻感情的消耗是必然的。事情办成了，很多人又回头敦促罗晓波尽快与蒯大富复婚，他们那已上大学的女儿还要求罗晓波立下保证书，有生之年不再改嫁他人。罗晓波将此视为无礼之举，拒不合作，“在他什么都不是就一个劳改犯的时候，我从南京那样一个虎踞龙盘的地方嫁到宁夏的戈壁滩去，婚姻再不幸福，我维持也要维持到死，什么质量不质量的，就得从一而终。保证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呢？今天复婚了，我明天就离家出走，以后回来签一个火化证明，有意义么？”
这种情绪突兀的谈话仍是于蒯大富在场的背景下进行的。谁也没有异样反应，两个人似乎已经习惯于这样开诚布公的氛围。罗晓波总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不把这些东西当作是不可示人的私生活。“别人老怕我不管他，觉得他是弱势群体，”她继续说，“我是深圳义工嘛，我说别的孤寡老人我都管，何况还是我孩子的父亲，肯定是要为他养老送终了。”
这个女人把结成喜鹊尾巴的头发打开，重新梳理一遍。那时候，蒯大富早将一海碗首乌喝完。属于他们的散步时间到了。那一夜，蒯大富没有穿外套，趿上一双旧皮鞋就下楼了。距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正是三九季候，深圳的冬夜并不寒冷迫人，只是些许凉意。起风的时候，这城市下了一点细雨。路灯下，蒯大富的身影被打出一种弯曲状。他以一种暮龄病人特有的略显吃力的姿势在林荫道上向前快速移动，碎小的步子不间断地迈出去，皮鞋与地面摩擦时，会发出一连串不大协调的踢踏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