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墓在高阳县西北二里处，现已被毁，现存墓碑是孙承宗十二代孙为其所立。
为了扩大关宁锦防线，孙承宗决定修筑锦州前沿的大、小凌河城。然而城刚刚修缮完毕，清兵突然包围了过来，祖大寿坚守数日无奈粮草已尽出城投降，新修的城再次被毁。此事一出，朝臣纷纷弹劾孙承宗。孙承宗熟悉大明王朝腐朽了官僚制度，不做太多解释放下一切权力，因为在孙承宗眼中，权利、名誉、金钱都是不重要的，为国为民不忘大义才是最重要的。
辞官后，孙承宗也多次上书向崇祯皇帝建议治国之策，崇祯都不予理会。面对朋比为奸的众朝臣，面对刚愎自用的朱由检，孙承宗心灰意冷，尽管朝廷屡有征召，但他都一一推辞，一晃就是七年。赋闲在家之时，孙承宗著书立说，集成《高阳集》，同时完成了一部军事著作《车营扣答合编》。
孙承宗作为一个文臣，不贪权、不爱钱、不结當，但熟谙官场，标准的忠君为民之人；作为一个军官，知兵略，识人才，恤士兵，忠勇正义，无私爱国之人。他的死彰显了他的品格，也暴露了明王朝的腐朽与衰败，在其死后六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自缢煤山，大明王朝灭亡。
《明史》对天启帝的老师孙承宗的评价很高，说如果坚持使用孙承宗镇守辽东，则满清入不了关内，更不用说拿下江山了！真是这样的吗？我们来看看孙承宗任辽东经略时的成绩。孙承宗之前任辽东经略的是熊廷弼、王在晋。熊廷弼守辽，有大气魄、大战略。他策划有一个“三方布置”的方案。即：“增登莱、津门兵，而重兵屯山海关，待各镇兵马大集，登、莱策应齐备，然后三方大举进兵”。所谓“三方”，分别是登莱、天津和山海关。也就是说，熊廷弼准备弃守关外，将重兵屯在登莱、天津和山海关三个方位。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雄关，易守难攻，将关外的军队拉回来集结关上，既可以寻找战机，从正面出击后金，同时也可机动灵活地策应和支援昌、蓟、宣、大各要塞。
而在登莱、天津屯驻军队，不仅可以严防来自海路的进攻，更是可以随时通过水军袭击后金后方的奇兵，以配合山海关正兵的进攻。由此可见，熊廷弼的总体思路还是先守后攻，守，在明朝连丢失地、士气不振的情况下，以山海关一带的长城沿线为防守中心；攻，等兵马、器械、粮草集结配备完毕，寻找到后金的破绽所在，情况也摸的清楚了，就以山海关大军为正兵，堂堂皇皇杀出关外，吸引后金主力，而登莱大发舟师直奔敌人的后方，攻其必救，动摇其根本。前后夹击、内外开花，后金必败无疑。可以说，登莱、天津与山海关的三方结合，“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李卫公问对》），表面上平淡无奇，实则为一招毙命的凌厉杀招。
能制定“三方布置”者，非有以天下为棋的气魄和胸襟而不能为。要知道，把军队收缩入山海关，在许多人的眼里，那就等于是把山海关外三四百里土地拱手让人。但如果从战略家的眼光来看，放弃这些地盘，既可以避免兵力分布过散、缩短后勤补给线、减轻国家财证负担，又可以在攻守中反客为主，取得主动放弃的地位。古之善战者，从不囿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所谓“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是也。可是燕雀不会理解大鹏的志向，目光短浅者不能洞察高瞻远瞩者的思想。熊廷弼的“三方布置”没能实施，他本人也被构陷入狱。王在晋的基本方略在于务实。他没有放弃关外土地，却重在加强山海关的防御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