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不增加军队、清汰老弱、精兵简证、裁减闲杂的官员的基础上，筑八里铺重城将山海关变成雄关天险，并以蓟镇原有中、东两协作为山海关的后盾，再抚赏、拉拢漠南蒙古诸部，使其甘为大明王朝所驱使，在关外设帐，从侧翼给后金以有力牵制，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来暂时稳住辽东的局面，一方面使朝廷财证得以休养生息，另外也为积蓄力量大举进攻提供可能。
其实，这也是熊廷弼“三方布置”方略中最重点的部分。当然，王在晋也并没有真正悟透熊廷弼“三方布置”方略的内容，他之所以这样策划，是跟他先前担任“总理户、兵、工三部侍郎”调拨辽东军需有关的。在当时，他就深感辽东的用度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在他看来，大明王朝在财证上赤字才是真正关乎国家存亡的大问题，经济的窘迫对国家的危害远胜于任何边患与内乱。出任辽东经略，他就对天启帝说：“年来辽左兴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语见《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因而，他一门心思想减少辽东的支出，使之不至于成为危害国家的“尾大不掉之患”。到了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一切都变了。孙承宗废除了八里铺修筑重城的工程，出关二百里，兴建宁远城，另外还准备在宁远城之前修一道边墙，大力扩军，大量造办军械、甲仗，并且广泛提拔干部、增设衙署。王在晋离职之前，已经和漠南蒙古诸部谈得八九不离十了，甚至已经把他们的军队调过来做了许多战略上的安置。孙承宗却对王在晋费尽心机所招来的蒙古人不分青红皂白，全一古脑赶走了。
孙承宗的工作思路是：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积极构建一道从山海关到宁远，再到锦州的防线。他首先整顿山海关的关门防务，以“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说是稳定关门局势，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根基。
再次，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孙承宗命袁崇焕修复宁远城，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城池、营寨和战垒。也就三四年时间，孙承宗心中的关宁防线已初具规模。他不无得意地说：“臣来关外，止有八里铺一堡，中前所一城，以安哨马。臣与各將吏拮据四年，有四十七城堡”（《崇祯长编》卷十三）。“四十七城堡”外，还修了数以百计的“台”。孙承宗沾沾自喜地向朝廷汇报：“自八里铺起历宁远城，堡十有二，台六十有六，抵中左为二百七十里，北偏为边，自铁场堡历永安迤□而东，抵椴木冲锦州界，有边堡二十一座……台一百二十六座，地与西虏为邻。”（（语见《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崇祯长编》卷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