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读书要用心去体会。曾国藩十分分欣赏朱熹的“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读书方法。他说朱子教人读书方法，此二语最为精当。“虚心涵泳”的意思是专心致志、身临其境地去体会书中的意思，做到心领神会，不执著于旧见，不先立意。切己体察的意思是善于将书中道理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体验。他说：“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则读书何用?虽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安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在八股盛行、文化思想受到钳制的清朝后期，曾国藩的读书思想如此之开明，不得不令人叹服。
(四)读书要有恒心。曾国藩以自己读书的心得告诉各位兄弟，做学问的方法有很多，但集中起来却离不开“有恒”二字。只要有恒，上等才思之人亦可以成才，中等才思之人亦可以成才，这是曾国藩对治学经验的总结。他在另一封信中水旜了“有恒”的内涵：“予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必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功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猛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可以这样说，读书问学、持之以恒是曾国藩终身的一大法宝。他说：“盖士人读书，第三要有恒，有恒断无不成之事。”他给儿子的信中说道：“人生惟有恒心为第一美德”，“年五分老少，事无分难易”，只要持之以恒，就会有连续不断的进步。他还说，“人生不要浪掷光阴”，“五十以前该读的书读完”，“趁人生适意时做出一个局面”等，这对读书人有很深切的借鉴意义。
二、从证为官
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他于1838年中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1847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849年任礼部右侍郎。在十年之内，连升十级。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他又很自负地在给弟弟的信中说：“三十七岁至二晶者，本朝尚无一人。”曾国藩升迁如此之快，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的声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颇能洞察内情的王阊运就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是得益于穆彰阿的扶持和提携。事实正是如此，曾国藩才对穆彰阿感激涕零。从1840年到1847年间，除1843年赴四川充任正考官主持乡试以外，一直担任闲散文职。他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大量读书，结交友朋，精心研究历代典章制度和从证的经验，为以后的步步高升奠定了基础。就是说，他有着与他人不同的机遇和自我从证能力的储备。
(一)适应环境。曾国藩是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发家，但其为官生涯也颇费了一番周折。起初，他自命清高，对封建官场习气很不习惯，甚至厌恶、反感。在组成湘军之后，他一味蛮干，地方大吏不予合作，使他处处碰壁，吃软钉子；而一旦有了小小的战绩，他便沾沾自喜甚至洋洋得意，被别人抓住了小辫子，在官场上处境艰难。但是曾国藩是一个很注意总结经验教训的人。他及时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在为人处世方面不断自我修正。到1858年他再次踏人官场的时候，在处世作风上便一改往日的做法，逐渐得心应手。
(二)言行谨慎。曾国藩对自己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在给其弟的信中说：“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曲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即1857—1858年)大悔大悟，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随着经历的增多，他的这种感受也越来越深，他还给在家的四弟说：“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之表现。”曾国藩是一个适应环境能力很强的人。他知道单凭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改变官场风习的，所以他就努力去适应这样的环境，调整自己的心态。他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棘。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转变后的曾国藩在做官方面的本领有很大的提高，能够在较短时间里熟悉官场的习气，在以后的官宦生涯里，没有再发生任何过激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