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功成身退。1864年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曾国藩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他根据自己对官场的了解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已经产生了功成身退的念头。尤其是在进攻天京之前，他已经在考虑自己何去何从与如何收场的问题。他在给曾国荃的信里说：“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时，或致连累弟等。惟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戒，庶几免于大戾。”在曾国藩感到情况十分严重的时候，朝廷更是越发离间他和湘军将领及地方督抚的关系。面对这样的状况，曾国藩在给家中的一封信中说道过罢官归家的想法。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从他内心深处，也不愿意放弃他苦心经营的局面。于是便采用削减湘军的办法，缓和与清证府之间的关系。但是这样的办法不能够使他继续保持在清朝统治集团的地位。这是他第一次产生功成身退的念头。第二次是在镇压了捻军以后，仍然没有从官位上退下来。而他又未能以镇压太平天国的办法消灭捻军，也使他感到很没有面子。到处理了火烧望海楼事件的时候，他的退与不退，已经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他一直想着功成身退的问题，但没有付诸实际。也许是他不愿意真正退下来，也许是他身不由己。因为当时的清证府已经对他放心不下。有的书上说，在曾国藩的手下里，甚至有人提出让他黄袍加身，这就不能不引起朝廷的警惕，所以对他施加压力也在情理之中。
三、修身养性
曾国藩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曾国藩一贯重视修身养性，认为在当时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晚清社会，尤其要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在家书中，我们可以见到许多有关修养的内容。
首先，他讲求立志。人要自强自立，最要紧的是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曾国藩认为，“欲求变之法，总需先立坚卓之志”。他非常自信地认为，只要立志，奋发努力，最终目的是可以达到的。他说：“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从某个层面上，曾国藩执著于事功，但也说明了立志的重要性。他说：“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关于立志，曾国藩还在家书里提到：“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总之，就是要按照修齐治平的理论，为社会干一番事业，成为封建社会的一代圣贤。他还向人表示：“君子当以不知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
其次，他主张反省。一个人德行的进步，与意志坚定与否、与知识渊博程度高低有密切关系，但是也与能否时刻反省自己有直接关系。即能否“静坐常思已之过”，能否时刻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纵观家书，曾国藩一生在反省上最下功夫，后世对其多有称道，认为曾国藩德行的长进是由于立志和求知，也是由于其反省的次数多，并有改过的勇气。曾国藩每次反省都是从细微处着眼，改过自新。“念念改过，虽小必惩”。在日记中可见有许多通过反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改正错误的。这样的做法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的观念：吾日三省吾身。
再次，为人应谦虚。鉴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曾国藩从保全自己和调整与周围人际矛盾出发，主张言行谦谨。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他提出举止要稳重，说话要谦虚谨慎，更要其“终身牢记，无一刻可忽”。在另一封家信里，他对弟弟说，自己享受这么大的名分是受之有愧的，故每时每刻都不敢以此为资本向人炫耀。这里，曾国藩以平缓的语调道出了生活哲理：人贵有自知之明。失意时多看自己的长处；得意时多看自己的短处。这就叫做胜不骄，败不馁。1854年曾国藩44岁，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但是他比一般人能更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处境。他认为自己是名实不副，“故不敢稍涉骄奢”。同时要求子弟俭于自奉，满招损，谦受益，不可倚势骄人。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谦虚呢?他提出的方法是戒“长傲”、“多言”。此乃人生的两大凶德。一般地谨言慎行还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关键是要自省、自知。他认为人应当认清自己的角色，虚心向下，这样谨言慎行也就顺理成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