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对义和团的看法争议很大，有褒有贬，有说他们敢于反抗列强的，也有说他们太过于残暴。
△晚清义和团手持大刀号称刀枪不入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官府称拳匪，都是些破产农民拉邦结派，抢劫富人。
其实，义和团是由大刀会和义和拳等融合成的一个组织，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用持符念咒、神灵附体等法术，鼓吹刀枪不入。他们与官方是敌对关系，清证府采用各种办法打压他们。
清廷恨洋人，又恨拳匪，便仿效宋朝招安宋江，招安了义和拳，要他们去对付洋人。于是他们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稀里糊涂地替官府去杀洋人，包括传教士及华人基督徒，烧洋人教堂。开始只杀外国人，但是外国人少，于是就开始杀一些与外国人比较接近的中国人。
△义和团红灯照算是最厉害的
清证府看到列强越来越强势，也就放弃了抵抗。慈禧仓皇西逃。在逃跑的路上，慈禧下令各地清军转而剿杀义和团，说他们挑起事端，把战争责任推到他们头上。慈禧翻手为云复手雨，也在历史上留下抹不掉的臭名。
义和团在内外夹击的情况下，其结局可想而知。在清军和八国联军的联合围堵中，一部分人跑回老家，不再练习拳脚；一部分人怕被官府抓住，跑到别的地方成了流民。
△义和团最后被杀头
但仍有部分义和团坚持抵抗：天津刘呈祥、保定周老昆、广昌郭逢春、直隶深州田燮经、雄县祁子刚、四川资阳李冈中等都竖起“反清灭洋”的大旗，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清军和八国联军所到地区都遭到扺抗。
最后有个叫景廷宾的领导了联庄会，赵三多领头的义和团人参加了进来。他俩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两面大旗，发动了起义，歼灭来敌70余人。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三、四万人，势力遍及冀、鲁、豫三省24个县，最后都遭受失败，景廷宾、赵三多英勇就义，义和团运动也就彻底消失了。
义和团变成排外暴民，也是清证府刻意的纵容、引导所致
早期的梅花拳、大刀会，在与教民冲突时，所争的往往是归属有分歧的物质利益。1896年，江苏砀山县地主庞三杰与刘荩臣争夺一块名叫“东湍”的土地的所有权（因黄河改道造成产权不明），刘荩臣入了教，庞三杰就选择从山东单县请来大刀会与之对抗。1897年，家有400亩地的梅花拳领袖赵三多，介入到山东冠县梨园屯的教民与非教民的冲突之中，也只是为了从教民手里夺回当地的玉皇庙。
1899-1900年的北方大旱，使事情发生了变化。许多年轻人无事可干，且生活陷入困境。无赖教民恶意制造与非教民的官司，无赖非教民加入义和拳抢掠教民合法私产，渐成常见之事。义和拳、大刀会的领导者，其成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家有业的士绅渐渐失去对拳会的控制权——他们不愿意离乡，不乐衷抢掠，灾荒使加入拳会寻求救济者增多，也使这些士绅感觉负担过重——姚文起、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曹福田、张德成这样的无业游民，遂成为了拳会的领袖。（11）
朱红灯、曹福田这类人并不爱大清。他们喊出“兴清灭洋”这类口号，不过是一种避免被清军剿灭的策略（但因朱同时自称明朝皇室后代，仍遭到了官府的围剿）。他们也不是真的“排外”。柯文说：“到（1900年）5月中旬为止，义和团的暴力活动几乎完全是针对教民、教堂和教民住宅的，只有一个外国人(卜克斯)丧了命，义和团的矛头还未指向铁路和电报。”（12）显然，这些人很清楚，若打杀了真洋人官府决不会置之不理；铁路、电报无法拿来吃喝，他们也不感兴趣。这种“理性”确实带来了好处，当袁世凯于1899年底就任山东巡抚，准备以武力镇压本省义和团时，朝廷接连给他去了三封电报，要求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可一味进剿，酿成民变。不过，袁世凯率军上任，公开指责义和团的历史源头乃是反朝廷秘密组织，还是起到了震慑作用，1900年春，山东的游民们扛着“兴清灭洋”的旗帜陆续转移到了证策更为宽松的直隶，继续他们的打砸抢活动。不久，他们又获允涌入了京城，其排外暴民式的所作所为，众所周知，此不赘述。（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