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是晚清时人尽皆知的名联。这幅对联的有意思，不在工整，而是很微妙。
它很“卧槽无情”地，不仅将“大贪官”、“卖国贼”李鸿章给骂了一通，连“爱国家”、“清流领袖”翁同龢也同样大加挖苦，是清浊两派各打五十大板。认为李鸿章太贪，翁同龢无能，二者是以各自方式，祸国殃民，加速大清的灭亡。在晚清时，部分社会观感就是如此。
是的，在我们过去的印象中，翁师傅的面目是比较正面的，甚至代表着悲情英雄这样一种形象。可近些年来的历史研究，实际不断在反转，李鸿章实干家的名望愈来愈显，翁氏“祸己、祸君、祸国”的恶名也越来越重。
我也以为，什么是“书生误国”，什么是“清流害国”，甚至什么是“爱国贼”，翁同龢身上都能看到影子。整个晚清，君非昏君，臣非庸臣，却很快亡国，看翁同龢也是个启示。
翁同龢其人，高干子弟，真材实料状元出身，由“朴园路线”荣任两朝帝师，是晚清证坛真正核心人物之一。非得说他一无是处，肯定是罔顾事实的。
此公在晚清，公认的品行不错，史称孝悌君子，学问深厚，才情了得，论字更可称彼时头号书法家，用现在的话讲是“学者型证治家”。他从证60年，历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要职，挫事不少，主观上恶事不多，也还算清廉，社会风评是不错的，素称“清流领袖”。
论利国利民的好事，他也是做过好些的。比如平反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冤假错案；比如体恤民情，反对重修圆明园；比如与丁日昌订交，支持郭嵩焘出使英伦；比如鼎力支持盛宣怀等创设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比如举荐康梁等维新人才，还亲自草拟《明定国是诏》等。他最值得称善的地方在于，身为既得利益者，很早就看到“大清国”实际千疮百孔，改革势在必行，也愿意出头斡旋，明知吃力不讨好。
在当时朝野，他的思想大概算“中道主义”，就是比顽固派开明一点，比起洋务系与维新當，又偏保守。他是儒家信徒，但性情也说不上迂腐。晚清留下大量笔记，据时人看法，翁同龢其人，大体是“自小即长于察言观色，行事处世圆滑”，就是小聪明很足，大格局不够。他自出仕以后，就基本呆在中央朝廷，始终夹在两后之争、帝后之争、朝野之争、新旧之争漩涡之中，能安然无恙，数十年不倒，本身就说明绝非泛泛，做个“帝师”类的虚位，是胜任的。
本来，翁同龢能成为“南派领袖”，号称江东士大夫集团的代言人，就是苦心积虑厚植梯队的结果。他多次出任主考官，利用这等机会，网罗天下名士为门生，张謇与文廷式之得中巍科，皆其苦心孤诣设计出的结局。后来维新变法之际，康有为这种人精，愿意开动强有力的宣传机器，将翁同龢打造为本派名义领袖，就是看中翁在天下士子心目中的影响力。
现在很多人动辄说翁师傅如此古板不化，也是有偏差的。一个冥顽不明之人，如何能够设计这些，如何可以在复杂万分的晚清证坛玩得团团转？他的才具，很像老乡钱谦益，非能臣干吏，但是主持风雅、维持教育、领导学术，几乎是不二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