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恭亲王奕䜣，晚年一谈翁同龢，就火冒三丈，骂其只知权术，“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是看穿他面目了。
总结起来，翁同龢其人，才华、学问、清廉都无问题，为人大体也算正人君子。但本质上确实“不过一书生”，不免稀里糊涂。
相比李鸿章等同僚，他的证治才能不够，手腕不强，胸怀不广，识人也不行，本性又温厚懦弱，只宜当作育人才的太平宰相，不宜处乱世，更不堪做大事。他与证敌李中堂的最大区别，在李素以“裱糊匠”自居，营营役役，屡败屡战。
而翁师傅呢，动口不动手，多说少干、光说不干，甚或干啥砸啥，又爱占道德高地，委实让人敬佩不起来。尽管他作为文人，才学、文章、书法，甚至包括比较弱项的绘画，确属一流；但作为证治家，庸相、爱国贼、书生误国，这三顶帽子，他是逃不掉了。
晚清另一名人潘祖荫，是与他童年时就在一块玩的小伙伴，后来对他有评价说：“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将来必以巧妙败，君姑验之”，年轻时分就认为翁只有小巧，必败无疑，是有知人之明的。
图：五世孙翁万戈，2018年百岁之际向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捐出183件文物，翁家再度引发争议
而他自己，临终前口占一诗，“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心情是既伤心懊悔又拒绝认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