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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翁同龢的核心问题,也与钱牧斋类似,即他本质上还是一介书生。文学之士,昧于世务,疏于权谋,当“帝师”绰绰有余,任乱世宰相只会误国。

  他的日记,称“自念以菲材而当枢要”,本意在自谦,实际确实如此。具体说开,就是只有小聪明而乏大智慧,重个人名声过于实务考量,只知“口号爱国”而不谙如何治国,又过度自信自负,一日手操国柄,误国殃民在所难免。更何况,他所面对的人群,所面对的世界,是如此错综复杂,是如此险象环生,早已超出他的能力范围。

  他没有地方历练履历,是翰林院写写文章的人才,也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整日就专注于文章辞藻,开口道德,闭口心性,甚至把天下未治原因归咎为“道德不倡”,仿佛与已无关,真是让人可气可笑又可叹。读《翁同龢日记》,很让人能直接感受到,什么是“实干兴邦、空谈误国”。

  他的心胸是比较狭隘的,几乎锱铢必报,甚至置家国利益于不顾,不是“宰相肚子”。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与李鸿章的半生缠斗。想当初,那他不济的亲哥翁同书,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竟然弃城逃跑,遭到李鸿章弹劾,本身就是很正当之事,他竟然记仇一辈子。

  最后,为报私仇,不惜搭上整个国家的命运,不说是“误国”还有何辞?他晚景凄凉,惯例的治丧银一毛没有,比起李鸿章去世的时各种追封,赐白银五千两,待遇是天上地下了。

  个人性格有缺,人无完人,本身不是问题。最令人后怕的是,这样的人走上了大位,被放到一言一行关系国家走向,乃至生死存亡的境地上。

  决定近代中国走向的甲午之战,大清惨败,从此万劫不复,翁同龢当然有重大责任,甚至可称“首恶”之一,李鸿章很大程度上是背锅侠。这是其一生最大的污点,虽万死不辞其咎。史家说“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此言不虚。可以说,翁师傅最另后世诟病的,非奸非贪,而是庸和狭。

  一者,他只晓得纸上谈兵、意气用事,两耳不闻,稳坐帐中,一笔在手,永远正确,遂致空谈成风,国事艰难,连遭厄运,未尝不与此士风有关。作为清流首领,他似乎只晓得对抗就是爱国,只有口号和狂热,缺乏权谋,易被诱导,一意主战,话句句都是大义凛然,但做出的事件件都让国家受难,妥妥“爱国贼”无疑。翁同龢这类人,实是知识分子中的“精神义和团”。

  二来,他日日夜夜记得与李鸿章的私怨,一旦战局铺开,竟然还惦念这点破事,只重私情,不记国家,不惜处处掣肘,致使大清兵败成为定局,真是让人愤懑不已。战后赔偿两亿两白银,割让台蓬诸岛,他还不以为耻,找机会就羞辱李鸿章。圣人之学,竟栽出如此败类。

  一个证治上的庸才,委实说不上有啥大恶,可就是因为此“庸”,在历史的风口常常酿成大错。这是翁同龢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据后来披露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证关系杂纂》第M124号,不只慈禧,其实连光绪帝本人都讨厌他,指示永不录用,师徒情分至此算恩断义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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