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翁同龢的核心问题，也与钱牧斋类似，即他本质上还是一介书生。文学之士，昧于世务，疏于权谋，当“帝师”绰绰有余，任乱世宰相只会误国。
他的日记，称“自念以菲材而当枢要”，本意在自谦，实际确实如此。具体说开，就是只有小聪明而乏大智慧，重个人名声过于实务考量，只知“口号爱国”而不谙如何治国，又过度自信自负，一日手操国柄，误国殃民在所难免。更何况，他所面对的人群，所面对的世界，是如此错综复杂，是如此险象环生，早已超出他的能力范围。
他没有地方历练履历，是翰林院写写文章的人才，也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整日就专注于文章辞藻，开口道德，闭口心性，甚至把天下未治原因归咎为“道德不倡”，仿佛与已无关，真是让人可气可笑又可叹。读《翁同龢日记》，很让人能直接感受到，什么是“实干兴邦、空谈误国”。
他的心胸是比较狭隘的，几乎锱铢必报，甚至置家国利益于不顾，不是“宰相肚子”。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与李鸿章的半生缠斗。想当初，那他不济的亲哥翁同书，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竟然弃城逃跑，遭到李鸿章弹劾，本身就是很正当之事，他竟然记仇一辈子。
最后，为报私仇，不惜搭上整个国家的命运，不说是“误国”还有何辞？他晚景凄凉，惯例的治丧银一毛没有，比起李鸿章去世的时各种追封，赐白银五千两，待遇是天上地下了。
个人性格有缺，人无完人，本身不是问题。最令人后怕的是，这样的人走上了大位，被放到一言一行关系国家走向，乃至生死存亡的境地上。
决定近代中国走向的甲午之战，大清惨败，从此万劫不复，翁同龢当然有重大责任，甚至可称“首恶”之一，李鸿章很大程度上是背锅侠。这是其一生最大的污点，虽万死不辞其咎。史家说“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此言不虚。可以说，翁师傅最另后世诟病的，非奸非贪，而是庸和狭。
一者，他只晓得纸上谈兵、意气用事，两耳不闻，稳坐帐中，一笔在手，永远正确，遂致空谈成风，国事艰难，连遭厄运，未尝不与此士风有关。作为清流首领，他似乎只晓得对抗就是爱国，只有口号和狂热，缺乏权谋，易被诱导，一意主战，话句句都是大义凛然，但做出的事件件都让国家受难，妥妥“爱国贼”无疑。翁同龢这类人，实是知识分子中的“精神义和团”。
二来，他日日夜夜记得与李鸿章的私怨，一旦战局铺开，竟然还惦念这点破事，只重私情，不记国家，不惜处处掣肘，致使大清兵败成为定局，真是让人愤懑不已。战后赔偿两亿两白银，割让台蓬诸岛，他还不以为耻，找机会就羞辱李鸿章。圣人之学，竟栽出如此败类。
一个证治上的庸才，委实说不上有啥大恶，可就是因为此“庸”，在历史的风口常常酿成大错。这是翁同龢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据后来披露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证关系杂纂》第M124号，不只慈禧，其实连光绪帝本人都讨厌他，指示永不录用，师徒情分至此算恩断义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