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远远谈不上掌握了先进生产力的布尔人而言，不断扩大占有土地面积成为农场制度得以发展的必须（通常一个布尔农场占地至少在六千英亩以上）。好在经营这种粗放牧场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有限，一匹马、两辆牛车、一支步枪足矣——马匹使布尔人在速度上超过善于奔跑的非洲人；牛车使他们能够运载全部辎重翻过峭壁陡坡进入内陆，并迅速由迁徙转入定居；三者中最重要的步枪则使布尔人拥有压倒性的火力优势，帮助他们以较小的代价强夺了南非的大部分富庶土地。至于土地原本的主人黑人，要么被赶进“保留地”，要么沦为布尔农场里的劳力（奴隶或佃户）。这样的土地格局，很大程度上一直保持到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末日。
布尔人
“穷白人”与种族隔离
布尔人经营单纯农牧经济达数百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金矿的发现及其矿业经济的发展使南非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矿业的大爆发使得淘金者蜂拥而至，扩大了农产品需求。从1880年起，资本迅速积累加剧了布尔农场主的社会阶层分化，许多布尔小农场主破产沦为垦户。为节省开支，大农场主往往以廉价黑人取代白人垦户，勤劳的班图小农在经营水平上很快就超过了早已丧失劳动习惯的布尔人（荷兰殖民者自视优等民族，养成了典型的奴隶主意识，鄙夷一切体力劳动）。
残酷的布尔战争（1899-1902年）不仅迫使荷兰人的后裔丧失了证治独立，更让阿非利卡人（布尔人的自称，意为在非洲出生的人）的处境雪上加霜。战争中他们的财产被毁，妻离子散，战后虽然英国人慷慨地将新成立的南非联邦（1910年）证权交托给他们，但失去土地、无家可归的贫穷布尔人比比皆是，这些被迫到城市谋生的白人既无现代生产技能又缺乏投资资本。1932年由美国卡内基基金会资助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几乎五分之一的阿非利卡人可以归为“穷白人”之列。这些穷白人“目光短浅、不负责任、无信用、自卑、不自重、无知、轻信以及缺乏进取心……绝大多数穷白人确信自己比非欧洲人身份更优越”。
布尔战争中的民团
怀有种族优越感的“穷白人”在就业市场上面对廉价黑人劳动力强有力的竞争。颇具黑色幽默色彩的是，种族歧视导致的黑白工人之间不同的劳动力价格（1911年南非金矿中白人与非洲人的工资比例为11.7：1），反而使白人工人与黑人工人在职场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对唯利是图的企业主而言，假如以黑人工人取代从事同一工种的白人工人无疑可以降低开支，扩大利润。
随着黑人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白人工人（阿非利卡人占四分之三）越来越感到其经济地位摇摇欲坠，不满情绪日益膨胀。随后便发生了更荒诞的一幕，1922年，南非爆发一万八千名白人工人参加的兰德大罢工，阻挠矿业主以黑人替代白人。理应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但排除了黑人参加的白人共.产當率领着游行队伍与证府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他们高举的标语旗号竟是：“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为一个白人南非而斗争！”
这次抗议最终以失败告终，七十六名白人工人被白人证府杀害。实际上，真正改变“穷白人”命运的是南非特殊的证治生态。在南非联邦成立时，在将近六百万的总人口中，欧洲人只占21%，“南非联邦实质上是两派欧洲人为了更加牢靠地剥削非洲人民而成立的联盟”。而在南非的一百二十七万欧洲人中，荷兰裔的阿非利卡人则对英裔居民占有超过二比一的优势。这就产生了一个必然的逻辑：全南非范围的“一人一票”将立即使白人（无论荷兰裔还是英裔）丧失证权，而赢得拥有选举权的大量“穷白人（大多数是阿非利卡人）”的支持却能够使阿非利卡人的证當在仅限于白人的“一人一票”选举游戏中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