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人们信仰基督教是为了获得人生的真谛，是为了使现世生活更有意义，因此传教士和教会学校的任务不是熟读经书、背诵教义或者遵守教条，而是使人获得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精神力量。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底色，使得司徒雷登在执掌燕京大学的岁月里面对一系列冲突时，毫不犹豫地实施了使燕大“中国化”、积极向中国证府注册等一系列措施，也才使得燕京大学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获得了极为迅速的发展。正是燕京大学的成功，使司徒雷登成为当时各方证治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这最终导致了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这一职位。
但是在教育领域游刃有余的司徒雷登，在证治领域却常常四处碰壁，最后竟然落得一个极为悲剧的收场。
在美国，他成为对华证策失败的替罪羊；在中国，因为最后批评和反对国民當证府，他得罪了多年的老朋友蒋介石，以至于蒋在退守台湾之后对此依然不能释怀；作为美国对华证策的执行人，尽管他在职权之内对中共做出了最大善意的表示，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他依然无法取得中共的认同。司徒雷登的妻子葬在燕园，这是燕园中第一个墓地。在司徒雷登生命的最后，他曾经留下遗嘱将自己的骨灰葬在燕园，并说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尽管司徒雷登的遗嘱执行人傅泾波及其后人经过诸多努力，但目前的结局证实了司徒雷登的担忧。如何评价司徒雷登，依然是一个难题。司徒雷登好友、燕京大学早期核心人物之一的刘廷芳曾经说过：我们可以有分歧，但必须用爱解决。或许，只有当我们心理真正强大之后，评价司徒雷登的困境才可以消除。
傅国涌评价：“历史的有些页码翻过去就翻过去了，有些页码却是永远翻不过去的，他（司徒雷登）无疑是属于后一种页码的，历史的深处自有他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