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长期照顾司徒的傅泾波及其女儿傅海澜回忆，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身在美国心却盼着回中国，在他心底，他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哪怕这个国家如此深地误解着他甚至伤害着他。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对象，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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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从1919年到1952年，燕大办学仅33年，注册的学生达9988名，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3位记者均出自燕大。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燕大毕业者竟达7人之多。
爱，就是要花时间经营，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
试想，若没这份爱，司徒雷登怎会在日本人占领北京后还坚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监狱中坐牢3年半？
五十年前，司徒雷登在美国华盛顿逝世。作为燕京大学无可争议的创办者和灵魂人物，他在中美两国的外交史和教育史上都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我们今天再来认真思考和总结。不过，司徒雷登在国内之所以妇孺皆知，却不完全是因为他创办燕京大学的经历，更多是因为毛泽东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因为创办燕京大学而在国际上获得极大声誉，司徒雷登被马歇尔看中，做了美国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也正因为大使生涯，司徒雷登在国共之争结束后被取得胜利的中共视为美国对华证策的执行者，遭到毛泽东无情而又辛辣的讽刺：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在笔者多年研究燕京大学的过程中，经常需要面对的两个问题就是：司徒雷登是谁？如何评价司徒雷登？
传教士在中国
第一个问题似乎不难解决，如前所述，他是燕大的创办者，之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最后又在美国度过余生。但解决第二个问题却并非易事。黄宗江先生还健在时，记得有一次我采访老人，老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小子胆子够大的，敢写司徒雷登，这可是毛主席否定过的。尽管是玩笑话，但也体现出当时人们对于此课题存在的疑虑。即使抛开证治因素，如何评价司徒雷登，依然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众所周知，在近代，基督教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来到中国的，教会学校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在当时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得以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长期以来，“教会大学研究的使命就是要彻底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提高人民反帝斗争的意志。”在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中，西方传教士确实一直占据着强势话语。但是，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