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是一位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先后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和华北地区英美人士一同被日军关押在山东潍县集中营（长老会乐道院），二战期间，日本在山东潍坊建立了一座外侨集中营——“乐道院集中营”(潍县集中营)。作为国内最大的集中营，潍县集中营曾关押过2008名外国侨民，其中不乏国内外知名人物。这里有美国第二任驻华大使恒安石；巴黎奥运会400米冠军埃里克利迪尔；蒋介石顾问雷振远、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赫连博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另外，美国《时代》、《生活》周刊的创始人鲁斯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也在潍县集中营度过了童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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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生活了50年并深深热爱过的土地。
可叹这位为了燕京贡献大半生的异国人,在回国前才有机会回去(杭州)看望亲人墓。谁知，这竟是最后一眼，今后再无机会。
尽管他为燕京大学募得巨款，但从未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他一生简朴，素无积蓄，由于没有在美国国内工作，也没有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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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辞去大使职务后，生活来源仅有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个月发给的微薄退休金，生活相当拮据，晚景凄凉。燕大有钱，但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哪怕1946年到1949年当过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当大使时，月薪为1000美元，但他又要拿出相当一部分捐献给燕京大学，作为建校之用，确实素无积蓄。
回到美国后，因为他长期在中国，没有在美国工作过，所以没有社会保险，而且年老体衰，工作的机会已经没有了。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司徒雷登（路爱玲），早在1926年6月5日就病逝于北京。司徒雷登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中国北京，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当牧师，收入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幸好，美国的一家慈善机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月提供给司徒雷登600多美元的退休金。
其实,在回国3个月后司徒雷登即中风卧床，晚年的司徒雷登在一次中风后偏瘫了13年，因经济窘迫，请不起人服侍，病中生活和护理完全靠傅泾波一家悉心照料，连上厕所、洗澡也得全靠傅泾波帮助。待傅泾波体力不支、气力不济时，便叫自己的儿子傅履仁来帮忙。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院悄然去世，终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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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9月在他临终之前，他给秘书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与妻子为邻。司徒雷登的妻子路爱玲1926年6月5日病逝于北京，就安葬在燕京大学公墓。
关于傅家，其实能写的也很多，只捡和本篇相关的吧.傅泾波1900年出生于北京，祖上是满族正红旗，早年傅泾波就读于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后成为司徒雷登的秘书。在司徒雷登死后，傅泾波将其骨灰捧回，希望将来可以将其合葬于燕京大学司徒夫人的墓地。然而这一合情合理的愿望与要求竟然在其有生之年未被实现。事实是，直至今天，仍没有被实现。1973年,傅泾波受邀访问中国大陆；1982年傅泾波访问台湾;1984年再次访问中国大陆;1988年10月27日傅泾波在美国去世，临终前嘱托其子定要将司徒雷登之骨灰送归故里，可叹傅家两代人心心念念的就是将司徒雷登的骨灰送回大陆安葬燕京，然，终不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