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22年，一直与母亲、祖父、外祖父生活在老家。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高大魁梧的人，后面跟着几个随从，村里人叫我过去，指着那个大块头对我说：“小英子，你快过去，那是你父亲。”我一听便跑进自家堂屋，他很高兴地抱起我，问旁人：“这是哪家的孩子，长得蛮逗人疼的。”大家都笑了起来，说：“这是你的女儿小英子，出生这么大了还没有见过你呢。”我小声地叫了一声“爸爸”。因为我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他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叫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
因为四处征战，父亲始终与我们聚少离多。1930年父亲任郑州警备司令时，我和父亲相处得最多。当时，他把一家人接到郑州，我们大约团聚了几个月时间。父亲也格外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和亲人相聚的日子，不管到哪里，都尽量带上我。闲暇时，他总是牵着我的手散步。边走边给我讲故事，讲得最多的是岳母刺字和苏武牧羊，也讲文天祥、史可法等历史人物。
父亲自己也很爱看书，一本孙子兵法，被他圈点得密密麻麻，很多历史掌故他都能一一道来。即使是在战乱的日子，他对我们的教育也从未放松。我5岁时，父亲一字一句教我背《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他还经常教育我：人生在世，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父亲对家人的要求尤为严格。母亲多年来带着我们辗转各地，都靠租房过日子。在武汉时，母亲看中一幢小洋房，她向父亲开口要钱，却遭到强烈反对：“军人应以四海为家，如果你们走到一处便购置一处房产，我贪恋小家，岂不是误了国家？！”
还有一次，家里的一位朋友送了母亲一副象牙麻将，母亲极为喜爱。父亲知道后，叫她立刻物归原主，但她没有照办。一天，母亲正在家中与亲友玩这副麻将，被父亲发现。他大发雷霆，并当即送到厨房烧毁了。此后母亲再也不敢收受任何礼品。
父亲还经常教育我们要勤俭度日，给母亲的钱也只是够日常开销。他经常告诫我们：“你们从小就要学会节俭，想花钱将来自己挣，不能靠父母。”他配有车，但从不让家人私用。
“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
1930年中原大战后，父亲的部队被蒋介石收编。当年12月，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父亲率部与红军激战。但他一直深为同室操戈痛苦。父亲在驻守安徽霍邱时，曾跟红军有一个不成文的协议，就是互不打扰。“打来打去都是自己人，没意思。”那时父亲回家时常发这样的牢骚。
厌恶了内战的父亲，请求解甲归田，却被蒋介石认为是不忠。于是，父亲被调往贵阳、遵义等地，负责修筑川黔、川滇公路。1937年5月，父亲再度请辞，仍未获准，随即又被调往四川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实际上这是不让父亲回去，同时又拿掉他的军权。
1937年7月行至重庆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打响，父亲立即请缨北上抗日。他曾就抗战跟母亲说过：“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收到报告后，国民证府并没有批准。后来，父亲再次上书请缨，当局看他报国心切，加之日军沿平汉路、平绥路长驱直入，华北前线吃紧，才批准他由贵阳率部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