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殉国的消息秘密传到武汉时，我正在学校上课。教导主任要我赶紧回家，他说：“你回家看看，如果家里人没哭，你就回来，不许在家里哭。如果家里人都知道了，你才可以哭。”我一回去，刚走到大门口，就听见屋里哭声一片，我母亲更是伤痛欲绝。
1937年10月24日，父亲的灵柩由太原运至武汉。11月16日武汉各界举行公祭，后以国葬仪式安葬了父亲遗体，一万多人参加了葬礼。随同灵柩一起回来的还有父亲的第二封遗书《与妻书》，写于忻口战役前一天。书中写道：“余自武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为军人者，对国际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书与纫秋贤内助，拙夫龄字。于忻口。”
1937年12月6日，国民证府追赠父亲为陆军上将。汉口《大公报》报道说，民国以来，军长之因督战，而在沙场殉职者，实以郝将军为第一人。
偶遇冯玉祥，解决生计问题
1938年，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汉口沦陷了，我与母亲辗转到了重庆。失去父亲后，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顿。暑假时，我们几个孩子就出去卖西瓜、茶水来赚学费。
一天，时任国民证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正在散步，被我弟弟叫卖茶叶蛋的声音吸引。他就问你们是哪儿的人，姓什么？弟弟说是河北藁城县庄合村人，姓郝。冯玉祥问道：“你们那儿有一个姓郝的，叫郝梦龄，认得吗？”弟弟说：“他是我爸爸。”冯玉祥急忙让弟弟领着来到我们家，看到屋子里只有桌子和床，十分艰苦。他就叫秘书写了个报告，后来蒋介石给我们批了两万块。每学期开学后，我们可以拿交学费的收据去向国民证府报销。就这样，我们念书的问题解决了，除了我，姐弟4人后来都读了大学。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我那时高兴得不得了，心想终于可以回家啦。但是仔细一想，回哪去？已是无家可回。最后在重庆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坐船回到了汉口，找到父亲的一个军医部下，借给我们一间小黑屋，一家人挤在那里。
后来我去学校找老师，希望能讨个生路。那位老师是武汉日报的编辑，说你在家里等几天，会有人去找你。结果几天后，有个记者来到我家看了看，第二天在报上登了一篇新闻——《武汉有堂堂郝梦龄路，家人却风雨飘摇》（记者注：1946年，汉口日租界吉林路被命名为“郝梦龄路”）。市长看到后，赶紧派人给我们找了个两间房的住处。可操劳一生的母亲，却在回到武汉没多久后就去世了。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父亲牺牲也有78个年头了。他的5个子女中，只剩下我和妹妹，我俩年纪越大越是喜欢回忆。我们常去父亲的墓前看看，让人欣慰的是，前来祭扫的人络绎不绝。这也让我感受到，凡是为民族解放捐躯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